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氣候變化的問題，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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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氣候變化;能源法;環(huán)境保護;節(jié)能減排

[中圖分類號]d922.6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518x(2010)08-0169-04

張勇(1973—),男,華東政法大學科學研究院副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能源資源與環(huán)境法、環(huán)境刑法。(上海201620)

氣候變化是當今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由于能源開發(fā)利用與氣候變化之間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各國都十分注重通過加強能源立法來應對氣候變化,我國也正加緊制定和完善包括《能源法》在內的能源法律制度,積極尋求節(jié)能減排的法律對策。那么,我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法律路徑究竟如何選擇?能源立法對于應對氣候變化的價值意義如何?作為能源領域的“基本法”的《能源法》有何制度功能?在《能源法》中如何安排設計應對氣候變化的制度內容?對于這些問題我們都有必要作深入的探討。

一、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內外立法趨向

無論是從經濟可持續(xù)發(fā)展的角度,還是從履行減排溫室氣體的國際責任角度考慮,我國都必須處理好能源、環(huán)境與經濟發(fā)展的關系,加快發(fā)展低碳經濟,推進低碳制度創(chuàng)新與法制建設,形成與國際上低碳立法理念相呼應的應對氣候變化法律制度體系。而能源立法在這個法律體系的構建中有著關鍵地位和重要意義。

(一)應對氣候變化與國際立法

《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與《京都議定書》是國際社會為保護全球氣候系統(tǒng)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法律成果?！毒┒甲h定書》納入了三個基于市場的碳減排機制:國際排放貿易、聯合履行機制和清潔發(fā)展機制,即我們通常所稱的“京都三機制”,由此催生了各成員國之間一種新型的市場交易——碳交易,國際碳交易市場體系已經形成并逐步發(fā)展。盡管《京都議定書》未規(guī)定發(fā)展

2.協調和銜接功能。任何法律規(guī)范并非獨立存在,其所處制度結構的緊密性、邏輯性、相容性都決定了整個法律秩序是否能真正發(fā)揮制度功能。協調一致不單是制度銜接的必要,也是制度能力的標志。一個法律制度結構是否穩(wěn)定、是否緊密、是否協調將直接影響到整個法律制度體系的好壞。能源法律制度也是如此,能源法律體系也要求制度統(tǒng)一。而法律的“一致和相互支持”來源于統(tǒng)一理性?！赌茉捶ā肥悄茉捶山y(tǒng)一理性與制度的來源,其理性與制度直接影響到單行能源法,在整個體系中起著制度間銜接與協調的功能。[4]《能源法》的制度理性為應對氣候變化能源法律制度體系樹立一個共同的價值目標,即“能源的生態(tài)化發(fā)展”,在這個統(tǒng)一的目標原則框架下,各單行能源法才能據此設定應對氣候變化的具體能源法律規(guī)則,這樣才能更好地發(fā)揮各制度間的擴張性和延展性。雖然,這種理性并不能絕對保證具體規(guī)則的相容,但只要規(guī)則的制定不違反基本價值所設定的意義,從一定程度上講,某些差異的存在可能更能反映應對氣候變化能源法律體系在結構上的摩擦和互動,從而進一步促進制度間的銜接與協調。

從目前來看,《能源法》(征求意見稿)第5條確立了“能源與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協調發(fā)展”原則。雖然此原則性規(guī)定為整個應對氣候變化能源法律體系確立了基本理念,但該意見稿并未就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作專門的具體規(guī)定,盡管在上述能源節(jié)約、能源開發(fā)、能源價格與財稅、能源科技等相關制度中也有涉及,但對于應對氣候變化的制度安排不具有針對性,也不利于《能源法》應對氣候變化制度內容的協調統(tǒng)一。有學者就指出,我國單行能源立法對能源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的規(guī)制一直存在不足,而《能源法》(征求意見稿)也沒有對此問題進行集中規(guī)定,這與其將能源與生態(tài)環(huán)境協調發(fā)展作為主要立法目標的價值追求是不相稱的。[5]還有學者建議,在《能源法》中設置環(huán)境保護和應對氣候變化專章,規(guī)定國家將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納入經濟和社會發(fā)展規(guī)劃以及能源規(guī)劃等內容。[6]當然,這涉及該“專章”其他章節(jié)相關制度內容協調統(tǒng)一的問題,在立法技術上是一個不小的難題,但在《能源法》的制度安排中充分體現和貫徹能源環(huán)境保護與應對氣候變化的基本理念,是十分必要的。

三、《能源法》應對氣候變化的制度安排

從制度內容來看,能源法律規(guī)范主要包括法律規(guī)則和法律原則,但兩者的功能定位是不同的。因此,在設計《能源法》中應對氣候變化的法律規(guī)則方面,我國應將上述“能源與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協調發(fā)展”原則中所確定的基本理念貫穿于能源法律制度之中,并注重法律規(guī)則在實踐中的可操作性。同時,《能源法》作為能源的基本法,也不宜設定過于細致的法律規(guī)則,而更應注重從法律原則上進行宏觀和軟性的規(guī)定,對需要在實踐中具體操作執(zhí)行的法律規(guī)則更多地交給單行能源法去制定完成,這樣也能更好地發(fā)揮《能源法》在應對氣候變化的能源法律體系的主導作用。

(一)《能源法》應對氣候變化的原則內涵

《能源法》在確立“能源與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協調發(fā)展”原則基礎上,需要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對此原則進行內涵闡釋。根據前述國際立法與我國政策精神,《能源法》體現和實現“能源與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協調發(fā)展”原則應首先具有以下原則性內容:第一,堅持可持續(xù)發(fā)展戰(zhàn)略,從我國的基本國情和發(fā)展階段性特征出發(fā),采取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既是國際社會達成的重要共識,也是各締約方應對氣候變化的基本選擇。我國政府早就將可持續(xù)發(fā)展作為經濟社會發(fā)展的重要指導方針和戰(zhàn)略目標,《能源法》將繼續(xù)根據國家可持續(xù)發(fā)展戰(zhàn)略,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第二,堅持《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及《京都議定書》確定的應對氣候變化基本框架,遵循“共同但有區(qū)別的責任”原則。根據這一原則,發(fā)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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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常溫下兔肢體火器傷后器官功能變化的特點。方法 常溫下制備兔肢體火器傷動物模型，分別于致傷前及致傷后4、8、16、24、48、72 h 測定血清中肌酐（Cr）、尿素氮（BUN）、谷氨酸轉氨酶（ALT）、天冬氨酸轉氨酶（AST）、磷酸肌酸激酶（CK）、乳酸脫氫酶（LDH）的含量。結果 常溫環(huán)境下兔肢體火器傷后與致傷前比較，傷后4 h 血清中Cr、BUN、ALT、AST、CK、LDH等酶學指標均開始發(fā)生顯著變化。其中血清中Cr在傷后4、8、16、24、48、72 h 各時間點均顯著升高，傷后8 h 達到高峰；血清BUN傷后8 h 顯著升高，24 h 后開始顯著下降。血清中ALT、AST、CK、LDH在傷后4、8、16、24、48、72 h 各時間點均顯著升高，傷后16 h 達到高峰。結論 常溫環(huán)境下兔肢體火器傷后，心、肝、腎等重要器官功能的損害具有發(fā)生早、損害嚴重持續(xù)的特點。

【關鍵詞】 兔；火器傷；血清生化指標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hanges of organ function after firearm wound on limbs of habits in normal environment. Methods

Models of firearm injury on limbs of rabbit were established in normal environment. At 4， 8， 16， 24， 48， 72 h before and after injury， biochemical indicator of blood serum， including Cr，BUN，ALT，AST，CK and LDH， were detected and compared between anteinjury and postinjury.Results

Compared with anteinjury，The biochemical indicator of blood serum(Cr、BUN、ALT、AST、CK、LDH) changed significantly 4h after injury. Cr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fter injury. Peak appeared at 8h after injury. BUN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8h after injury， and greatly decreased 24h after injury. ALT、AST、CK and LDH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fter injury. Peak appeared at16h after wound.Conclusion

After firearm injury on limbs of rabbits in normal temperature environment， critical organ function damage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rlier， serious and persistent.

Key words： rabbit; firearm wound; biochemical indicator of blood serum

火器傷是戰(zhàn)傷的主要致傷類型，在平時的發(fā)生率也日益增高，而平戰(zhàn)時火器傷均以四肢傷占多數，可達59%～68%[1]?；鹌鱾聜笠饳C體全身反應，遠隔器官發(fā)生功能改變。在火器傷死亡病人中，除重要生命器官直接受到嚴重創(chuàng)傷而立即致死外，至少50%是死于傷后并發(fā)癥[2]。我們通過建立常溫下兔肢體火器傷動物模型，檢測傷后反映器官功能變化的相關血清生化指標，了解傷后器官功能變化的特點，以期為傷后早期救治及預防全身反應發(fā)生提供一定的實驗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實驗動物與分組

新西蘭大白兔30只，雌雄不限，體重2.5～3.5 kg，由烏魯木齊總醫(yī)院醫(yī)學動物實驗科提供（普通級）。實驗動物隨機分為致傷后4、8、16、24、48、72 h 組，每組5只。所有實驗動物均單籠飼養(yǎng)。

1.2

動物模型的制備

致傷前1 d 將實驗動物雙下肢脫毛備皮，稱重，禁食過夜。致傷當日晨，將動物置于室溫20～22 ℃，相對濕度50%～60％環(huán)境下，鹽酸氯胺酮肌內注射麻醉，倒立懸掛動物于致傷架上， 選中雙下肢大腿中上段肌肉豐滿處，避開股骨及大血管，用5.62 mm 小口徑手槍，射擊距離0.5 m，擊傷雙側下肢，傷后不清創(chuàng)，15 min 后傷口包扎止血。

1.3

觀察指標

實驗各組分別在傷前和傷后4、8、16、24、48、72 h 抽取耳緣靜脈血，離心分離血清，采用全自動生化分析儀（美國雅培）檢測肌酐（Cr）、尿素氮（BUN）、丙氨酸轉氨酶（ALT）、天冬氨酸轉氨酶（AST）、磷酸肌酸激酶（CK）、乳酸脫氫酶（LDH）的含量。并同時觀察生命體征變化。

1.4

統(tǒng)計學方法

所有檢測結果均以均值±標準差（x±s）表示，采用SPSS13.0統(tǒng)計軟件進行方差分析。P

黃偉峰，等

2

結果

2.1

動物存活情況及生命體征變化

傷后30只實驗動物全部存活。致傷后各組實驗動物體溫、心率和呼吸與致傷前比較無顯著性變化，見表1。

表1

常溫兔肢體火器傷后生命體征的變化（略）

2.2

血清生化指標的變化

與致傷前比較，兔肢體火器傷發(fā)生后4 h 血清中Cr、BUN、ALT、AST、CK、LDH等酶學指標均開始發(fā)生顯著變化。其中血清中Cr在傷后4、8、16、24、48、72 h 各時間點均顯著升高，傷后8 h 達到高峰；血清BUN傷后8 h 顯著升高，24 h 后開始顯著下降。血清中ALT、AST、CK、LDH在傷后4、8、16、24、48、72 h 各時間點均顯著升高，傷后16 h 達到高峰，見表2。

表2

常溫下兔肢體火器傷后血清生化指標的變化（略）

與致傷前比較，①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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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隨著戰(zhàn)時自救互救技術的廣泛推廣，使現場危及傷員生命的傷情能得到及時救治。目前對傷員后送至上級醫(yī)療救治機構后的初期外科處理研究很多[3～6]。但是由于火器傷致傷后所引發(fā)的全身反應和遠達效應[7～8]，可導致重要器官發(fā)生功能改變，甚至引發(fā)多系統(tǒng)器官功能障礙。因此，了解戰(zhàn)傷后重要臟器功能改變的特點及規(guī)律，在積極進行初期外科處理的同時及時有效防治器官功能障礙，將對降低戰(zhàn)傷死亡率有著積極的意義。

有研究表明[9～11]，血漿酶的變化是判定組織器官傷情的有效指標，能夠反映傷情的嚴重程度，可作為判斷機體損傷程度和評價治療效果的重要依據。我們在常溫兔肢體火器傷模型中觀察到，兔肢體火器傷發(fā)生后，受傷動物生命體征沒有發(fā)生顯著變化，但是傷后4 h 血清中Cr、BUN、ALT、AST、CK、LDH等酶學指標均開始發(fā)生顯著變化。血清Cr、ALT、AST、CK、LDH持續(xù)升高，與傷前相比，差異顯著。其中血清Cr、BUN均在傷后8 h 達到高峰，ALT、AST、CK、LDH傷后16 h 達到高峰。早期各血清生化指標的顯著性增高可能源于局部組織損傷和周圍組織繼發(fā)性損傷導致細胞內的酶釋放入血；隨著時間的推移，機體各系統(tǒng)應激反應引發(fā)的一系列神經內分泌改變和火器傷遠達效應導致重要臟器功能改變，從而導致多種酶、蛋白質及其分解產物釋放入血，使血清生化指標進一步增高達到峰值；其后各血清生化指標雖然下降，但是始終維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與傷前差異顯著。結果提示，常溫下兔肢體火器傷后，心肝腎等重要臟器的功能在早期即開始發(fā)生變化，而這種臟器功能改變持續(xù)存在，其可能在戰(zhàn)傷后期影響戰(zhàn)傷的轉歸。因此，在早期外科處理戰(zhàn)傷的同時，采取積極有效的手段，保護心肝腎等重要臟器功能將有效減少戰(zhàn)傷后期死亡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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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楨說，在研究氣候變化的過程當中，我發(fā)現一個現象，很多國家把氣候變化問題跟一些相關問題聯系起來，像英國，氣候問題和能源安全問題聯系起來；也有一些國家把經濟競爭力與氣候變化問題聯系起來。還有一種就是其反向的聯系，他們把氣候變化與別的問題聯系起來，而其目的是否定氣候變化。

在西方有些人從自由經濟的角度懷疑一切，他們有一個詞叫做“西瓜”，指責從事氣候變化相關工作的人士外表是綠色的皮，內心卻主張政府管制和社會主義?？傊藗兛偸前岩恍﹩栴}和氣候變化牽連起來，包括從正面和反方面進行聯系，從而達到一定的目的。

孫楨認為我國也存在這樣的問題，我們更多的是從發(fā)展路徑來考慮，比如能源的安全是否是自給型的，我們強調內涵式地來解決能源問題，提高能效，轉變發(fā)展方式等。同時，中國也在考慮我們的國際關系，怎樣在國際關系中考慮應對氣候變化因素，怎樣促進開放，并使我們發(fā)展的外部環(huán)境得到改善。

但現實是，氣候變化僅僅依靠搭相關政策的順風車是不能解決的。氣候變化工作離不開節(jié)能，所以在操作上應強調政策協調。相關部門，例如國家能源局、發(fā)改委環(huán)資司、氣候變化司之間的協調配合也十分重要。但是在戰(zhàn)略層面，應給氣候變化更多的協調層級，不能講“即使沒有氣候變化，也要低碳發(fā)展。”

為此，需要從生態(tài)文明這個高度來認識氣候變化。國家“十二五”規(guī)劃中把氣候變化放在了第一章，孫楨認為這有助于我們加強對生態(tài)文明這個概念的認識，并提出兩點建議：首先在理念上要以人為本，環(huán)境優(yōu)先?！碍h(huán)境優(yōu)先，就是以人為本?！睂O楨說。氣候變化的政策，今后發(fā)展的方向和現在的實踐關系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國在使用很多行政手段，在一段時間里面還會加強，未來還會有氣候變化法。我們能不能夠在市場化方面，明確地提出來要支持市場化的改革，要推進碳稅和碳交易，和能源的改革一塊前進，這個將是我們探索的路徑。

而在國際關系的問題上，氣候變化問題要支持我國開放、合作的政策。在談判中，從全球來看，我們更多的是從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發(fā)，而不僅僅以意識形態(tài)或站隊這樣一種方式出發(f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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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氣候變化；氣候移民；概念；類型

中圖分類號 X2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2）06-0164-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6.027

氣候變化問題、氣候變化及其不利影響所導致的現實或潛在的大量氣候移民已成為21世紀人類社會面臨的嚴峻挑戰(zhàn)，是現階段人類社會普遍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隨著全球氣候模式的變化，全球氣候變暖確定性的增加已導致地球海洋洋流流向的變化，使得熱帶海洋表面氣溫不斷上升，全球海洋風暴持續(xù)時間延長、強度增加，海平面上升，荒漠化加劇，干旱、洪澇頻繁多發(fā)，氣候開始變得極端無常。極端而無常的氣候，催生了大量的“氣候移民”，他們因氣候變化、生態(tài)失衡、地質變異和環(huán)境污染等原因而受災不得不進行遷移。環(huán)境正義基金會主席史蒂夫·特倫特指出“氣候變化影響家庭、基礎設施、食物、水及人類健康，還將會導致史無前例的大規(guī)模人群遷移”［1］。據聯合國環(huán)境和人類安全組織、香港發(fā)展與救援NGO組織——香港樂施會等組織機構在2009年的預計，在1998-2007年間，全球每年受氣候災害影響的氣候難民人數約為2.43億人；2015年后氣候難民人數將達到3.75億人以上。目前，不少國家和地區(qū)的氣候難民已開始進行自發(fā)和有組織的氣候移民，世界上現在已有約2 600萬因為氣候變化而被迫遷徙的氣候移民，到2050年，全球估計將有2億人淪為“氣候移民”［2］。

氣候移民是人們應對氣候變化壓力的重要機制之一。關涉氣候移民的研究，早在萊文斯坦的遷移法則中就將不適宜的氣候、不公平的法律、重稅、不適宜的社會環(huán)境和經濟刺激等看作是造成人口遷移的主要因素［3］。美國地理學家Ellen Churchill Semple更是認為“尋找更好的土地、適宜的氣候和容易居住的環(huán)境是人們遷移的動機”［4］。盡管早期人們將氣候變化作為一種重要因素納入了對氣候移民的解釋和理解之中，但隨后就逐漸消失了，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才有一些關于氣候移民的理論著作問世。20世紀90年代初期，有關氣候移民規(guī)模的預測方逐漸為人們所認識。但由于早期關于氣候移民的研究和政策討論偏重于以未來為導向的警示性預測，而不是觀察分析遷移流，以致產生了兩種不同的觀點：自然科學家認為環(huán)境惡化和遷移之間存在內在聯系［5］，社會科學家認為環(huán)境僅僅是影響人們遷移因素中的一種［6］。當前，有關氣候移民的爭議仍舊存在，但學科間的認識分異逐漸減少，環(huán)境科學家和人口學家都認為自然環(huán)境是遷移的動力因素，氣候變化對人口遷移的影響力逐漸凸顯，觀察或試驗研究逐漸取代預測，但其研究結果仍舊非常有限。

如何以已有研究為基礎，突破社會文化交叉法、經濟視角的牽絆，提升人們對氣候風險導致氣候移民問題嚴重性的認知，對氣候移民進行概念上的梳理與界定，類型上的歸類與劃分，剖析造成氣候移民問題的制約性因素，將氣候移民從經濟遷移大流中分離出來已是一個擺在世人面前不容回避的現實性、迫切性的重要議題，深刻認識把握這一全球性的社會現象，有助于人類與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和諧共存與可持續(xù)發(fā)展。

1 氣候變化的表現形式以及對人口遷移的影響1．1 氣候變化的表現形式

工業(yè)革命以來的人類活動，尤其是發(fā)達國家在工業(yè)化過程中大量消耗能源資源，導致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增加，引起全球氣候近50年來以變暖為主要特征的顯著變化，對全球自然生態(tài)系統(tǒng)產生了明顯影響，氣候變化現象怪異難料，沙塵暴、颶風、雪災、干旱、洪澇等氣候災害的能量與數量不斷升級，已對自然系統(tǒng)、生物系統(tǒng)和人類環(huán)境產生了較大影響，給人類社會的生存和發(fā)展已帶來嚴重挑戰(zhàn)，已成為人類最迫切需要關注與解決的問題。

基于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第一款對氣候變化的定義，并結合不斷變化發(fā)展著的社會現實，本文對氣候變化的概念定義為：氣候變化是指經過相當一段時間的觀察，自然氣候變化或人類活動直接或間接地改變全球大氣組成所導致的氣候在平均狀態(tài)統(tǒng)計學意義上的巨大改變或者持續(xù)較長一段時間（典型的為10年或更長）的氣候變動［7］。其原因或因于自然自身的演變歷程，或為外界條件使然，亦或是人為因素造成的大氣組成成分和自然資源利用的改變。如此，對氣候變化諸現象展開分析，既突出了氣候變化中的人為致因又可與主要由自然原因導致的氣候變率相區(qū)別。

總體看來，現階段氣候變化的主要表現形式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陳紹軍等：氣候移民的概念與類型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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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氣候變化經濟學；減緩；適應性

一、導論 氣候變化經濟學及經濟政策是一個剛剛起步的研究領域，伴隨著科學家們對氣候變化認識加深和國際社會特別是聯合國的大力推動，初步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研究內容。目前氣候變化經濟學一般包括全球變暖、節(jié)能減排、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等內容。 氣候變化經濟政策的研究主要是在三個框架中進行的。一是收益一成本框架。氣候變化政策成本即減少溫室氣體或增強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的機會成本。氣候變化政策的收益指削減排放以降低氣候變化風險以及在增強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方面所得收益。Cline (1992)和Stem (2007)認為富裕國家需支出其GDP的2%來采取行動。二是國際公共品框架。氣候變暖源于跨國外部性效應的影響，但氣候變化問題并不是傳統(tǒng)外部性問題的一個簡單拓展，一個國家的行為使其他國家獲利或受損，無法通過市場來進行彌補( Sandler&Hart-ley，2001)。因此，氣候變化需要國際間有效合作。“京都議定書”就是國際合作的一項成果。三是博弈論框架。該框架主要用于國與國之間氣候變化責任與義務的確定，強調每一個參與主體都是自利的，只有一個有效合作博弈才是對所有參與者有利的策略( Schelling，2005；Carraro＆Siniscalco，1993)o

氣候變化政策分為適應性氣候政策和減緩性氣候政策。前者強調用低成本政策來適應氣候的變化，后者強調用低成本政策來減緩氣候變化( Stern，2007)。減緩性政策研究較多的是碳稅和限額，限額有助于達到預定的政策目標，碳稅則有利于減少碳排放價格的波動(Metcalf，2009；Ka-plow，2010)；適應性政策主要是在改善基礎設施建設，完善氣候變化信息，調整產業(yè)結構和調整經濟的地理分布等方面展開( Stern．2007)。

近年來國內直接針對氣候變化的研究有所增加，但集中在氣候變化對敏感性行業(yè)的影響上（呂亞榮，2010；國家農業(yè)綜合開發(fā)辦公室，2010；劉恩財等，2010），經濟政策方面的研究集中在財政和貨幣政策應對氣候變化的必要性以及相應思路（劉晨陽，2010；張麗賓等，2010）。

氣候變化對人類社會經濟發(fā)展產生的影響越來越大，正在形成應對氣候變化的新的國際經濟和貿易規(guī)則。廣西經濟發(fā)展相對落后，農業(yè)占GDP比重較大，是氣候變化的敏感地區(qū)。近50年來，年平均氣溫升高了0. 69℃，冬季氣溫上升趨勢明顯。1986年到2009年間，廣西經歷16個暖冬。極端天氣氣候事件發(fā)生的頻率和強度不斷增加。研究廣西應對氣候變化的經濟政策，主要是希望通過制定合理有效的財政、金融、產業(yè)政策，減少排放，提高廣西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促進廣西經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對廣西抓住機遇、實現經濟和外貿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氣候變化對廣西的主要影響

（一）氣候變化影響廣西農林業(yè)

氣候變化對廣西農業(yè)生產的負面影響正在顯現，農業(yè)生產不穩(wěn)定性增加。廣西局部干旱和洪澇的頻率有所增加，危害不斷加大。氣候變暖引起農作物發(fā)育期提前，暖冬現象加大了病蟲害現象。氣候變化對廣西農業(yè)未來的影響雖有正面效應，但可能仍以負面為主。氣候變暖以及降雨量分布變化引起的干旱和洪澇將減少甘蔗的產量、蠶桑生產的產量和使其質量下降，水稻和玉米也可能以減產為主。廣西農業(yè)生產布局和結構將出現變化。土壤有機質分解加快，農作物病蟲害出現的范圍可能擴大，畜禽生產和繁殖能力可能受到影響，畜禽疫情發(fā)生風險加大。

隨著全球變暖，亞熱帶、溫帶北界北移，物候期提前，未來廣西大部分地區(qū)可能進入熱帶地區(qū)，部分地區(qū)林帶下限上升，廣西北部的林業(yè)種類將發(fā)生變化，廣西動植物病蟲害發(fā)生頻率上升，分布變化顯著。

未來氣候變化將使廣西生態(tài)系統(tǒng)脆弱性進一步增加，主要造林樹種和一些珍稀樹種分布區(qū)縮小，森林病蟲害的爆發(fā)范圍擴大，森林火災發(fā)生頻率和受災面積增加。廣西境內湖泊將進一步萎縮，濕地資源減少、功能退化，生物多樣性減少。

（二）氣候變化影響廣西漁業(yè)和水產養(yǎng)殖業(yè)

廣西是海洋大省，氣候變暖導致海平面上升加劇，引發(fā)海水入侵、土壤鹽漬化、海岸侵蝕，損害了濱海濕地、紅樹林和珊瑚礁等典型生態(tài)系統(tǒng)，降低了海岸帶生態(tài)系統(tǒng)的服務功能和海岸帶生物多樣性；氣候變化引起的海溫升高、海水酸化使局部海域形成貧氧區(qū)，海洋漁業(yè)資源和珍稀瀕危生物資源衰退。 人類食用的水生動物絕大多數屬于變溫動物，水溫升高能夠明顯地影響到動物的新陳代謝、生長速度、繁殖情況以及對于疾病和毒素的抵抗能力。氣候變化使廣西依托海洋的水產養(yǎng)殖業(yè)將受到較大影響，可用于水產養(yǎng)殖的海域萎縮，養(yǎng)殖品種減少。由于氣溫升高，海水蒸發(fā)速度加快，表層海水中的鹽分不斷增加，引起魚類的生理發(fā)生改變，進而影響到水產養(yǎng)殖業(yè)的種群和數量。

（三）氣候變化影響廣西的水資源分布

氣候變化已經引起了廣西水資源分布的變化。就全國來看，近20年來，北方黃河、淮河、海河、遼河水資源總量明顯減少，南方河流水資源總量略有增加。廣西洪澇災害更加頻繁，但由于降水量分布不均，干旱災害更加嚴重，極端氣候現象明顯增多。氣候變化加大了水資源年內和年際變化，氣候變暖使得中國西部地區(qū)的冰川融化加速，未來廣西干旱的可能性進一步加大。水資源的供需矛盾將更加突出。

（四]影響廣西人的健康

氣候變化對廣西人健康的直接威脅包括由熱應力引起的疾病和死亡、傳染?。ǒ懠埠偷歉餆幔?、與水有關的疾病如腹瀉和營養(yǎng)不良。氣候變化會間接造成傷害甚至死亡，如泥石流、山洪爆發(fā)和熱帶氣旋（強風）造成的結果。因日益惡化的空氣污染造成的呼吸系統(tǒng)疾病也可能是氣候變化引起的。

三、廣西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思路

（一）加大對氣候變化問題科學研究的支持

科學研究是應對氣候變化決策的基礎和依據?，F有關于氣候變化經濟學理論分析主要以適應和減少排放絕對量為目的，且宏觀層面討論為主，這為進一步研究應對氣候變化經濟政策提供了良好的視角和方法。然而，氣候變化的政策措施一定要考慮本地區(qū)的實際情況，結合廣西的實際情況討論氣候變化的影響及相應的對策，才更具適用性。因此，廣西要積極開展有關氣候變化及其影響的相關科學研究，盡快取得相應的研究成果和基礎數據，為政策決策服務，并在此基礎上，制定適合廣西自身特點的政策措施。

（二）抓緊制定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措施

隨著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的不斷累積，全球氣溫呈緩慢上升態(tài)勢，極端天氣發(fā)生的概率不斷加大，世界各國政府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合作將不斷加強，節(jié)能減排的政策措施將不斷強化，能否降低能耗、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將成為廣西能否穩(wěn)定發(fā)展的重要條件。目前，國際合作框架內，主要集中在減緩性行動，如發(fā)展低碳經濟、減少碳排放。此外，廣西應對氣候變化既是國際、國內壓力的體現，更是廣西經濟發(fā)展的一種內生要求。隨著氣候的不斷變化，廣西的發(fā)展環(huán)境正在不斷變化，為了可持續(xù)發(fā)展，廣西必須制定合適的政策措施，并不斷地進行調整。在市場經濟環(huán)境下，氣候變化作為一種外部性，在時間和地域上已超出了經典經濟學范圍，需要用一種更大的視角進行研究。市場仍是配置應對氣候變化資源的基礎性方式，廣西應抓緊制定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措施，影響和優(yōu)化資源配置。由于氣候變化的外部性特點，僅僅依靠廣西自己并不能有效遏制氣候變化，通過適應性政策影響資源配置，在較小的政策成本下，提高廣西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尤為重要。

（三）積極響應國家號召，推動減緩性行動

當前，全球將主要精力集中在減緩性行動上，廣西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應積極響應國家號召，調整產業(yè)結構、發(fā)展低碳經濟，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隨著北部灣經濟區(qū)和“兩區(qū)一帶”建設的不斷推進，我區(qū)正處于資本密集型工業(yè)化和城市化加速發(fā)展階段，投資規(guī)模在我國乃至世界歷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特別是資源富集區(qū)經濟發(fā)展的加快，大的鋁、錳等有色金屬的冶煉廠的建設和擴能，能源消耗總量不斷增加，溫室氣體排放量加大。如果只按傳統(tǒng)常規(guī)技術的建設模式，一經投入，便有一個投資回報期技術和資金的鎖定效應，將來大規(guī)模的二氧化碳排放不可避免。因此，我國未來發(fā)展技術路徑的選擇，對國家乃至全球節(jié)能減排、減緩氣候變化具有重要意義。在節(jié)能減排的歷史潮流面前，不論從對全球負責的角度，還是從實現我區(qū)可持續(xù)發(fā)展的角度，都必須積極探索節(jié)約發(fā)展、低碳發(fā)展之路，從法規(guī)制度、經濟結構、能源利用、技術創(chuàng)新等多個層面，加快推進低碳經濟發(fā)展。只有這樣，才能以實實在在的事實，展現廣西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的決心和魄力。

（四）把提高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放在突出位置

自氣候變化問題提出來以后，在聯合國的推動下，國際氣候的努力主要集中在減緩，即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量，以防止危險的氣候變化。廣西也在外在壓力下把發(fā)展低碳經濟、完成減排任務作為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重中之重。實際上，由于氣候變化的外部性特點，減緩性氣候政策的效果取決于國際合作程度，哥本哈根、坎昆氣候大會進展緩慢，“巴厘路線圖”的談判至今沒有完成，“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的實質性內容并未落實，國際氣候談判越來越艱難。此外，根據斯特恩報告，即使全球停止排放，由于氣候變化的慣性，十年內全球氣溫仍將上升0.5 -1度，減緩性行動不能根除氣候變化問題。而且，減緩性行動的不斷推進需要適應性的行動支持。在這樣的背景下，廣西應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要考慮提高廣西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以促進廣西經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

四、政策建議

（一）加快結構調整步伐，切實轉變發(fā)展方式

廣西應加快結構調整，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大力發(fā)展服務業(yè)，推進循環(huán)工業(yè)，改善農業(yè)效益，提高林業(yè)的固碳效果。具體來說，廣西應綜合利用財稅、產業(yè)、金融政策，積極推進產業(yè)結構，不斷提高服務業(yè)的比例，降低工業(yè)比重。工業(yè)內部，應著力發(fā)展低碳經濟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具體措施包括淘汰落后設備和產能，建立健全和完善節(jié)能、清潔生產、綜合利用的各項機制，落實各級政府成立節(jié)能執(zhí)法機構、加強執(zhí)法隊伍建設、節(jié)能工作常態(tài)化、市場化等。同時，積極承接東部沿海的高技術和高附加值、低能耗的產業(yè)必將向廣西轉移，如技術密集型產業(yè)、勞動密集型產業(yè)、新興產業(yè)等。大力發(fā)展林業(yè)，提高固碳效果。

（二）加大財政資金在氣候變化研究領域的投入

廣西應對氣候變化，關鍵依靠技術進步，通過新的技術降低排放，通過新的技術發(fā)展清潔能源，通過技術進步提高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有關氣候變化問題的科研工作在廣西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科研資金嚴重不足，研究成果較少，與氣候變化相關的基礎數據和資料嚴重缺乏，與氣候變化相關的新技術創(chuàng)新能力不足。廣西應設立專門的研究資金，通過政府委托形式進行專題研究，加快共性技術進步。通過激勵和約束機制，鼓勵企業(yè)發(fā)展實用技術。同時，在各類科研經費的分配中，向氣候變化問題的研究傾斜，提高廣西區(qū)內關于氣候變化的科研能力，為制定適合廣西特點的氣候變化政策打下良好基礎。

（三）提高廣西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

廣西應利用經濟政策，優(yōu)化氣候變化的資源配置，提高廣西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一是要加快氣候變化趨勢和影響相關知識的研究。目前，對氣候變化最大的共識就是氣候變化的不確定性，即氣候變化對經濟所產生的影響及對未來氣候變化的預測都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使得氣候變化政策的成本和收益難以確定，政策評價和選擇變得非常困難。加強對氣候變化趨勢的研究，給公眾提供更多的氣候變化信息，有利于公眾做好準備，提高自我適應能力。二是財政資金大力支持適應性技術的研發(fā)。如開發(fā)耐干旱的品種、推廣（下轉第28頁）（上接第11頁）適合較高溫度的物種，通過新技術應用，提高應對極端天氣條件的能力、提高對自然災害的監(jiān)測能力等。三是加大適應氣候變化的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對敏感地區(qū)和敏感行業(yè)，如加強農田灌溉設施、加高沿海的防水墻，激勵和補貼農村建設儲水設施等。四是推行有關氣候變化的保險，以加強經濟系統(tǒng)應對氣候變化的穩(wěn)定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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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劉晨陽，中國實施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內外部動因及效果初探[J]．現代財經，2010，(10)．

[3]劉恩財，等．關于農業(yè)應對氣候變化的適應能力建設問題[J].農業(yè)經濟，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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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line， W.R."The Econonuca of Global Wamung."Waslungton: Institute for Intemational Economics， 1992.

[6] Kaplow，L."Taxs， Pemuts， and Climate Change"[ N].NBER Working Paper 16268，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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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關鍵詞 氣候變化；防災減災；科普宣傳；低碳；環(huán)保

中圖分類號 G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6708（2017）184-0094-04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在第五次評估報告中明確指出[1]，1880-2012年觀測的全球年平均表面溫度（包括陸地和海洋）增暖了0.85℃。很多科學觀測表明，20世紀全球地表平均溫度變化之快是過去一萬年所沒有的，并且這種人為引起的氣候變化將持續(xù)幾個世紀[ 2 ]。預計到21世紀末，全球地表平均溫度還將上升 1.4℃～5.8℃[ 3 ]。

鑒于氣候變化事實及其可能引發(fā)的嚴重后果，必須采取切實應對行動，已成為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我國相關部門緊緊圍繞社會公眾需求，從做好全民科學普及抓起，積極創(chuàng)新科普內容與形式，在推進應對氣候變化科普宣傳工作過程中，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隨著全球氣候變暖和極端氣象災害多發(fā)頻發(fā)重發(fā)態(tài)勢日趨嚴重，社會各界對氣候變化科普知識的需求越來越多，相關科普工作的開展也迎來了新的挑戰(zhàn)。

1 國外應對氣候變化科普宣傳工作現狀

國外在開展應對氣候變化和提倡節(jié)能環(huán)?？破招麄鞣矫嬗性S多好的做法和經驗值得我們借鑒。作為能源消費大國，美國政府非常注重氣候變化宣傳，從電視、網絡等媒體到普通居民都注重輿論宣傳，注重更新理念，積極讓決策者和公眾了解低碳經濟，切實減少碳足跡，逐步以實際行動參與應對氣候變化，建設低碳經濟與低碳社會[ 4 ]。

近年恚德國政府組建了大量協會、公益組織和咨詢機構，在全國范圍內開展面向社會公眾的信息咨詢服務，并利用政府和企業(yè)的資助經費開展節(jié)能減排科普宣傳行動，使社會公眾能夠明確了解國家能源發(fā)展和節(jié)能減排政策，有能力通過自身行動來為節(jié)能降耗和環(huán)境保護做出自己的貢獻[ 5 ]。

日本政府也大力宣傳有利于減緩氣候變化的消費方式和生活方式，提倡夏季將空調溫度由26℃調到28℃，調高2℃便可減排溫室氣體17%；提倡上班騎自行車、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少開私車；提倡國民購買低碳環(huán)保商品等[ 6 ]。

英國環(huán)境、食品及農村事務部還在其政府網站上公布了二氧化碳排放量計算器，讓公眾可以隨時上網計算自己每天生活中排放的二氧化碳量，有效地幫助公眾知曉、采取有效措施，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7 ]。

2 形成科普宣傳合力，讓全民應對氣候變化理念深入人心

筆者曾在2014年世界氣象日期間做過一個氣候變化問題公眾調查，對近200份調查問卷進行分析發(fā)現，對于氣候變化問題的具體了解程度，近八成公眾選擇“知道一些”，但只有近兩成“有比較深刻的了解”。說明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國氣候變化方面的科普宣傳工作已經取得一定成效，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但公眾對于深刻理解和認識氣候變化問題還存在不足[8]。

氣候變化是我們共同面對的環(huán)境問題。努力開展有關氣候變化科普知識的宣傳和教育工作，根據我國科普事業(yè)的現狀和發(fā)展趨勢，探索和思考如何深入推進科普宣傳工作，使公眾掌握避險自救方法和應對突發(fā)天氣措施的同時，提高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和應對氣候變化的意識，是各級領導、廣大媒體和科普工作者面臨的一大課題。

2.1 強化政府引導，推進科普宣傳隊伍建設

鑒于政府部門在公眾心目中公信力最強，因此發(fā)揮好政府部門的引導作用，是成功推動科普宣傳教育取得成效的有力保障。在美國、英國和加拿大等國家，政府部門會通過立法、制定相關經濟政策或設立中介組織等方式來間接推進科普事業(yè)發(fā)展。我國政府部門也正加緊制定有關應對氣候變化的專門法律和配套法規(guī)，可以通過推進這些法律法規(guī)的“落地”，進一步規(guī)范應對氣候變化與防災減災科普宣傳制度，合理統(tǒng)籌安排相關部門的分工合作，并將其列入目標管理和考核內容，促進各部門積極參與制定應對氣候變化行動和政策，以夯實應對氣候變化科普宣傳工作基礎。

人才隊伍是事業(yè)發(fā)展的基石。為了保證氣候變化科普宣傳能夠真正深入到基層人民群眾中去，發(fā)揮出實實在在的效益，建立一支高素質的科普宣傳隊伍至關重要。尤其是偏遠地區(qū)以及少數名族聚居地區(qū)，因為地域或者語言溝通障礙，科普知識和防災避險技能很難全面普及。因此各級政府部門除了進一步強化企事業(yè)單位、公眾加入應對氣候變化科普宣傳團隊的機制和舉措，全面動員各行各業(yè)科技工作者投身科普宣傳志愿活動以外；還要加強對偏遠地區(qū)以及少數民族科普工作者的培養(yǎng)，為這些地區(qū)量身打造一支能夠常年“駐扎”，并隨時可以“順暢”交流的科普工作隊伍，推進科普工作更加“接地氣”，更易被當地居民接受。

此外，政府部門還要注重建立人才激勵與競爭的有效機制。國際上有一系列用來激勵和保障科學傳播的獎項和制度，如英國皇家學會早在1986年就設立了“邁克爾?法拉第獎”，專門獎勵對科普做出特殊貢獻的科學家[9]，澳大利亞設立了“尤里卡科學普及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有“卡林加獎金”。我國面向科普研究創(chuàng)作和科普宣傳教育人員的專項激勵政策在數量和質量上與國外相比還有一定差距，相關獎勵制度仍需進一步完善。

在科普產品制作方面，各地政府部門應給予相關政策和經濟支持，鼓勵企業(yè)捐贈及個人資助，充分調動科普產品研發(fā)人員積極性；在氣候變化科普宣傳陣地建設方面，加大投入力度，打造一批設施完備、功能齊全的科普教育基地、青少年科普活動場館，在全國各地以點帶面，推廣普及，逐步形成以科普教育基地為基礎的科普場館體系；在提高全民應對氣候變化意識方面，策劃一系列有影響力的參與性活動，發(fā)揮廣大群眾參與低碳生活、推進低碳社會建設的主人翁作用。

2.2 相關部門齊抓共管，營造科普宣傳良好氛圍

推進應對氣候變化科普宣傳是“全社會共同的責任”。各地相關部門要充分認識并發(fā)揮好部門合力的重要性，一方面，著力完善多部門參與的決策協調機制，努力爭取當地政府對氣候變化科普宣傳的重視和支持，多方爭取將工作納入地方經濟和社會發(fā)展規(guī)劃。另一方面，各單位要充分依托各自資源優(yōu)勢，分工協作，大力實施，力求在提高科普水平、強化科普效果上取得新突破。

作為氣象知識的權威機構，氣象部門在氣候變化科普宣傳工作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做好氣候變化及防災避險知識的科學普及也是未來一段時期氣象部門科普宣傳的重點。針對公眾關注的氣候變化熱點問題，各地氣象部門要認真答疑解惑，及時糾正一些不科學、不準確的認識或片面理解，大力弘揚科學思想，引導公眾正確認識氣候變化規(guī)律及其影響。在關鍵節(jié)點或重大活動期間，利用好氣象部門的宣傳平臺，以及當下“流行”的新媒體資源，積極調動公眾互動積極性，及時普及相關科普知識，提公眾高應對能力。此外，氣象部門本身還要進一步加大對外宣傳力度，加強輿論監(jiān)測引導，提升氣象宣傳影響力。

科技部門和各類科協組織要發(fā)揮好科普宣傳領軍作用，認真制定應對氣候變化科普宣傳規(guī)劃，與國內外科研機構廣泛深入開展學術交流，拓展科普服務的內容和方式，同時注重研發(fā)具有特色的科教創(chuàng)新模式，努力實現科普資源的共建共享；宣傳和文化部門要認真做好氣候變化科普宣傳的組織和協調工作，充分調動各單位力量，營造全社會重視應對氣候變化的良好氛圍；教育部門要進一步完善教育體制機制，積極編制科普教育系列叢書，參與科普教學項目，推進更多應對氣候變化與防災減災知識納入中小學課本或課外讀物。

此外，廣電、新聞出版部門要充分發(fā)揮各類媒體優(yōu)勢，著力提高相關科教欄目水平，多為讀者提供一些高質量的科普節(jié)目和讀物。交通、旅游等部門可以根據實際，將氣候變化科普宣傳工作適時結合到自身工作中來，設計一些具有部門特色的科普活動。其他社會團體組織，可以適時彌補政府和相關部門科普工作覆蓋面和人員方面的不足。

2.3 充分發(fā)揮各類媒體橋梁作用，動員全社會廣泛參與應對行動

面對現代信息傳播技術的飛速發(fā)展，各類媒體已成為公眾獲取信息的主要途徑，因而在推進氣候變化科普宣傳過程中，媒體肩負的責任也越來越重。作為老百姓與政府溝通的橋梁，我國在國際舞臺上應對氣候變化的立場和方案，為此所做出的努力和貢獻，節(jié)能減排的成效與不足，以及未來落實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政策和措施等，均需要借助媒體及時給公眾。

另一方面，各類媒體還需配合、協助政府部門為公眾樹立起正確的輿論導向，積極普及綠色理念，客觀反映氣候變化給我國經濟社會和生產生活帶來的影響，對于一些只為搏人眼球的不實言論，要做到不跟風、不炒作，多向社會傳遞“正能量”；在宣傳內容方面，努力將老百姓的衣、食、住、行c節(jié)能減排和應對氣候變化緊密結合起來，把側重點放在提高全社會低碳環(huán)保意識上來，鼓勵公眾從身邊小事做起，踐行低碳生活。

與此同時，報紙、廣播、電視、雜志等傳統(tǒng)媒體與互聯網、手機短信等新興媒體之間要增進相互理解和信任，主動加強溝通合作，取長補短，攜手增強科普宣傳的聲勢和力度。各地主要新聞單位要把應對氣候變化與防災減災科普宣傳列入工作計劃，通過不同形式將工作落到實處，擴大科普影響面。有影響力的媒體單位，可以開辟專版、專欄，或通過新聞會、專家訪談、科教講座等形式，推出針對氣候變化問題的系列宣傳，幫助公眾系統(tǒng)性地了解氣候變化問題，減緩氣候變化給我們帶來的影響。

3 注重探索創(chuàng)新，強化應對氣候變化科普“短板”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fā)展，應對氣候變化科普宣傳工作在指導思想、方式方法、傳播媒介等方面暴露出一定的局限性。面對新形勢，科普宣傳工作要緊跟時代的腳步，在內容、形式、舉措、途徑等方方面面，開展進一步的“更新”和“升級”。

3.1 拓寬宣傳渠道，有針對性地推進科普宣傳

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fā)展中國家，人口眾多，面向不同文化層次、不同地區(qū)、不同年齡的受眾，需要選擇不同的傳播內容和渠道來開展應對氣候變化科普知識宣傳。在一些有條件的地方，可以通過科普展館或相關部門的科普活動場地，定期播放氣候變化宣傳片、舉辦科普展覽或設置一些科普問答互動游戲，引發(fā)公眾參與學習氣候變化知識的興趣；在一些偏遠地區(qū)，可以充分發(fā)揮好鄉(xiāng)村協理員、鄉(xiāng)村信息員、大學生村官的作用，讓他們成為普及氣候變化科普知識的有生力量。

孩子們是未來參與低碳社會建設、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有生力量，重視針對學生們的氣候變化科普知識宣傳關乎民族的未來和國家希望。為此，氣象部門為同學們量身打造了“校園氣象站”，通過這個平臺可以將應對氣候變化等相關氣象知識送進校園，送到每一個孩子身邊。相關部門今后要深入基層加強調查研究，搭建更多類似的科普傳播平臺，將氣象科技實踐作為強化學生素質教育的重要抓手，同時注重外來務工人員和農民工子女的科普教育問題，加大社會科普教育力度，拓寬氣候變化知識宣講渠道，讓更多的孩子能夠接觸到氣候變化知識。

我國農村人口眾多，全球氣候變化不僅帶來了一系列自然災害，也給生態(tài)環(huán)境、農業(yè)產生帶來十分嚴重的影響，因此在推動氣候變化科普宣傳時，還需牢牢守住廣大農村這個重要陣地。針對農民朋友的科普宣講要講求實用性，關注他們的切身利益，要定期組織專家學者和科普工作者深入田間地頭，讓村民朋友能與他們面對面交流，并依照各地實際情況，提出一些適應氣候變化方面的農技措施，讓廣大農民得到實惠。此外，要注重改變農村居民的舊思想老觀念，引導他們逐步認識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的重要性，鼓勵大家轉變生產生活方式，購買和使用綠色環(huán)保的新技術、新產品。

3.2 新形勢下探索新渠道新舉措，打造氣候變化科普品牌

目前，公眾對氣候變化在認知上仍有不足，還缺少一套系統(tǒng)全面的氣候變化宣傳戰(zhàn)略。為此，相關部門需要進一步豐富媒體手段，以新思路、新方法和新途徑，推進應對氣候變化科普宣傳工作再上新臺階。

一些科研機構可以建立科技創(chuàng)新能力專項，強化科普產品的設計研發(fā)，組織相關部門與國內外科普工作者開展深入的交流合作，打造富有特色、廣受歡迎的應對氣候變化和防災減災科普品牌。如氣象部門的《應對氣候變化―中國在行動》宣傳片已成為我國對內和對外宣傳氣候變化的一個重要科普品牌。

如今好多新興媒體異軍突起，在輿論傳播領域影響力越來越大，我們要利用好新媒體的優(yōu)勢，拓寬科普知識傳播渠道。以關注度頗高的微博為例，一些熱門的微博網站可以發(fā)起關于氣候變化方面的熱點話題討論，以問答的方式，為網友提供一個學習氣候變化知識和互動交流的良好平臺。通過微博交流得到的公眾反饋信息，還可以為氣候變化科普宣傳工作的后續(xù)開展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同樣的科普讀物，很多歐美國家不單注重對內容的精心推敲，還善于依靠市場運作，精心打造包裝，華麗的“變身”往往能夠幫助科普產品獲得良好的市場。這一點正是我國科普產品研發(fā)者容易忽視或不善于“花心思”改進的地方。我們應該V泛吸取經驗，全方位多角度對科普產品進行“升級”，為科普宣傳產品帶來更大提升空間。

另外，我們還可以學習參考國外的科普宣傳大篷車，嘗試通過多種渠道，讓移動的科普知識進機關、進企業(yè)、進學校、進社區(qū)、進鄉(xiāng)村，讓氣候變化知識傳播“無死角”。

3.3 貼近大眾生活，說老百姓聽得懂的語言

現如今我們并不缺少各種宣傳氣候變化和防災減災知識的電視節(jié)目或科普讀物，在網上輸入“氣候變化”關鍵字，相關文章、圖片和視頻的鏈接層出不窮。但如何讓科普知識通過更加生動的視聽語言表現出來，化深奧的科學知識為老百姓的“家常話”，真正引起基層群眾的興趣和關心，是深入推進普宣傳過程中又一值得探討的問題。

想讓百姓“留心”氣候變化，就需要讓科普內容貼近實際、貼近生活，將知識性與趣味性巧妙結合，讓科普內容既生動活潑，又兼具較高的“含金量”。宣傳人員可以嘗試改變以往死板教條的程式化用語，多用打比方或舉例子的方式將氣象學上的專業(yè)語言“本土化”地展示給公眾，通過寓教于樂的形式將氣候變化科學與公眾的生產生活方式聯系起來，讓老百姓容易掌握。

在日常生活中，科普工作者要注重通過循序漸進的方式宣傳新知識、新理念，讓更多的群眾積極、主動地接受氣候變化科普教育，逐步認識到氣候變化給我們帶來的影響是難以逃避的；遇到極端天氣情況，一邊要及時傳遞氣象信息，一邊還要詳細告訴公眾如何利用這些信息安排生產生活，做好防災減災應對準備。

此外，氣候變化科普宣傳想要“接地氣”，還必須注意結合流行文化或社會熱點，迎合大眾口味。美國災難大片《2012》描述了“伴隨著火山爆發(fā)、強烈地震、海嘯，地球走向毀滅……”，在全球取得了高票房。雖然影片里不乏科幻創(chuàng)作，但震撼的畫面還是引起了公眾對環(huán)境和生態(tài)保護問題的思考，也不乏為一個值得我們借鑒的科普宣傳有效手段。

4 結論

氣候變化時時刻刻影響著我們的生活，因此針對氣候變化問題開展的宣傳工作也絕非一朝一夕就能取得明顯成效。我國應加快制定應對氣候變化宣傳的總體戰(zhàn)略規(guī)劃，建立健全防災減災知識傳播網，讓有關科普教育宣傳工作常態(tài)化。未來，如何做好應對氣候變化科普宣傳工作，引導公眾正確認識和理解氣候變化問題，增強人們的防災減災意識，喚起公眾關于社會可持續(xù)發(fā)展的責任，并動員全社會廣泛參與到應對氣候變化行動中來任重而道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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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 氣候變化；氣候風險；氣候移民；現狀；對策建議

中圖分類號 X2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2）11-0045-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1.008

氣候變化問題、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導致的各種氣候風險所引發(fā)的現實或潛在的大量氣候移民已成為21世紀人類社會面臨的嚴峻挑戰(zhàn)，是現階段人類社會普遍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在氣候變化問題日趨復雜的情勢之下，由氣候變化引起的人口遷移現象及氣候移民引發(fā)的人道主義危機、難民潮、地區(qū)沖突等問題正日益受到各國政府和國際社會的重視和關注。自萊文斯坦將“不適宜的氣候”視為造成人口遷移的主要因素之一[1]，關涉氣候移民的研究歷經波折，直至20世紀90年代初世界性的氣候變化問題日益突出，對人類的威脅越發(fā)嚴重，Myers等有關氣候移民規(guī)模的預測方逐漸為人們所認識[2]。但由于Myers，等關于氣候移民的研究偏重于以未來為導向的警示性預測，集中于對氣候移民稱謂、類型、規(guī)模及遷移動因的探討[3]；對與之相關的問題與對策的探討則主要見諸于一些新聞報端之中略顯羸弱[4]。隨著氣候變化、氣候移民問題的日益嚴重與復雜，施國慶等17位國內外專家指出現階段我們對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的行動將導致的嚴重的人口遷移問題還未給予足夠的重視，而移民卻是一種適應氣候變化的應對措施；如何從開發(fā)項目導致的移民安置（DFDR）活動中學習和借鑒，響應潛在的氣候移民問題，就需要我們對實施氣候移民的政策、途徑以及進行有組織的移民做出探索[5]。如何以已有研究為基礎，突破社會文化交叉法、經濟視角的牽絆[6]，提升人們對氣候風險導致氣候移民問題嚴重性的認知，對關涉氣候移民的一些重要問題進行探索與梳理，剖析造成氣候移民問題的制約性因素，已是一個擺在世人面前不容回避的現實性、迫切性的重要議題，深刻認識把握這一全球性的社會現象，提出因應氣候移民問題的對策與建議，方有助于人類與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和諧共存與可持續(xù)發(fā)展。

1 氣候變化的表現以及對人口遷移的影響

氣候變化現象怪異難料，沙塵暴、颶風、雪災、干旱、洪澇等氣候災害的能量與數量不斷升級，已對自然系統(tǒng)、生物系統(tǒng)和人類生存環(huán)境產生了較大影響，給人類社會的生存和發(fā)展帶來了種種嚴峻挑戰(zhàn)，已成為人類最迫切需要關注與解決的問題。總體看來，現階段氣候變化的主要表現形式有以下兩個方面：

1.1 漸變緩發(fā)性氣候風險

漸變緩發(fā)性氣候風險主要表現為全球氣候變暖、冰川融化等。由全球氣候變暖導致的氣候變化產生的一系列不可逆的后果，現已導致了約2 600萬氣候移民，在未來40年，以全球氣候變暖為主的氣候變化將使全球10%的人口，約5億到6億人，面臨淪為“氣候難民”的風險，其中將有約2億的氣候移民被迫背井離鄉(xiāng)，不得不遷往其他國家或地區(qū)。孟加拉國政府最新出爐的一份報告稱，該國有越來越多的氣候移民已從沿海低洼地區(qū)向內陸大城及印度等鄰國移民，度假天堂馬爾代夫也已開始為40萬國民另覓棲身之所[7]。

全球氣候在持續(xù)暖化惡化的同時也導致冰川在世界范圍內的大面積融化，使冰川和積雪的儲水量減少。據一些科學家預測最早在2030年，北冰洋將迎來第一個無冰的夏天，冰川融化的情況同樣也發(fā)生在南極，如果兩極冰蓋全部融化殆盡，全球海平面將上升約70 m[8]。而當今世界發(fā)展格局的客觀現實卻是世界各國的經濟社會發(fā)展中心基本集中密布于各大洲的沿海低洼地區(qū)（如紐約、倫敦、上海等），由冰川融化導致的海平面上升勢必將導致世界上大規(guī)模的人口遷移，并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社會經濟損失。

此外，漸變緩發(fā)性氣候風險還表現在臭氧層破壞、酸雨危害加劇等方面。

1.2 極端突變?yōu)暮π詺夂蝻L險

在全球氣候變化的總體背景下，氣候變得越來越難以捉摸，極端突變?yōu)暮π詺夂蝻L險發(fā)生的概率進一步增大。全球氣候變暖致使近半個世紀以來極端突變性氣候風險事件（如：厄爾尼諾、干旱、洪澇、雷暴、冰雹、風暴、高溫熱浪天氣、低溫雨雪冰凍天氣和沙塵暴等）出現的頻率與強度增加，出現颶風、超強臺風、強臺風以及風暴潮等氣候災害的可能性加大，極端天氣出現的頻率更高、強度更大、危害程度更深。極端突變性氣候變化使得沿海地區(qū)遭受洪澇、風暴以及其他自然災害的頻率加大，人口密集和經濟不發(fā)達的地區(qū)面臨的風險更大，如亞洲和非洲的大型三角洲和一些小島嶼。

極端而無常的氣候，催生大批“氣候移民”，他們因氣候變化、生態(tài)失衡、地質變異和環(huán)境污染等原因而受災。

2 氣候風險與人口遷移的歷史與現實機理

2.1 氣候風險與歷史時期人口遷移的關聯分析

氣候移民是指由于氣候的突然或緩慢變化，對人們的生活或生存條件產生不利影響，在相關氣候政策或氣候工程的影響下，而被迫或主動、暫時或永久離開其家園進行遷移的人或人群，他們既可以是國內遷移，也可以是國際遷移[8]。從我國浩繁的史料記載和已有的相關研究成果來看，我國歷史時期上因氣候變化及由此而引起的環(huán)境變化導致了大規(guī)模的人口遷移，在氣候風險致因下人口遷移路徑圖大致呈現出：“氣候變化氣候風險氣候災害環(huán)境變遷人口遷移人口分布變化政治、文化、經濟中心變更”的總體輪廓。

中國的氣候類型是典型的季風氣候。由于最近幾千年來，中國寒冷氣候期經歷的時間越來越長，降溫的幅度越來越大，氣候干旱化的程度愈益加重，因氣候干旱化和荒漠化導致的人口遷移已有上千年的歷史。這是因為年平均溫度降低1 ℃-2 ℃，等溫線即要向南推移200-300 km，氣溫變化直接影響著農牧業(yè)生產及人們的日常生活[9]。加之，古代中國的社會生產以中原地區(qū)的農業(yè)生產和北方游牧民族的游牧生產為主，其時生產力水平低下，受自然災害影響明顯。在三國兩晉、南北朝、五代十國、南宋末期和元代初中期，是我國北方氣候偏寒偏干，旱災、沙塵暴和冬季雷暴出現頻繁，湖泊退縮，土地沙漠化強烈和黃河決溢頻率減小的時期，同時也是中亞和蒙古高原游牧民族大規(guī)模南下的時期[10]。強烈的氣候變化導致了畜牧業(yè)的嚴重減產，使其產量已不能維持秦漢、隋唐濕潤時期已增長起來的人口的需求而發(fā)生了人口的向外流動，并多次導致了全國性的人口大規(guī)模遷移。在13世紀40年代蒙古地區(qū)由于連年干旱，“野草自燃，牛馬十死八九，人不聊生”（《元史·定宗紀》）；加之冬季暴風雪的侵襲，氣候風險導致北方地區(qū)環(huán)境嚴重惡化，引起元代內、外蒙地區(qū)蒙古族牧民的大量南遷，因災害而“北來貧民八十六萬八千戶”[11]。氣候風險和氣候災害不僅誘發(fā)了西北和北方少數民族人口南遷，與此同時也直接影響了漢族內部的人口遷移并導致了社會加速變遷。類似的現象也見諸于世界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qū)，如歷史時期極端突變?yōu)暮π詺夂蝻L險導致的玻利尼西亞群島的人口遷移；干冷時期的干旱迫使中亞地區(qū)的人口向歐洲遷移，中亞游牧民族大規(guī)模的向西、向歐洲遷移成為導致羅馬帝國衰亡的主要原因[12]。

2.2 氣候風險與現代人口遷移的關聯分析

工業(yè)革命以來全球氣候條件的加速持續(xù)惡化導致了氣候風險加劇與環(huán)境劇烈變遷進一步催生了氣候移民。目前，氣候變化與人口遷移的關聯性已呈現出“氣候變化氣候風險生態(tài)失衡環(huán)境變遷氣候政策出臺氣候工程實施氣候移民局部地區(qū)社會經濟系統(tǒng)重建”的趨勢。國際衛(wèi)生組織的報告稱現在全球每年有30萬人因氣候變化而死亡。在美洲，20世紀30年代，持續(xù)干旱和土地過度開墾導致的席卷北美大平原的“黑風暴”，曾使北美數百萬居民被迫逃離家園，許多城鎮(zhèn)被一度棄為空城。

氣候變化、極端而無常的氣候導致的自然災害發(fā)生次數，在過去20年增加了1倍以上。特別是近年來受極端天氣、工程建設等因素影響，世界各地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縫、地震等地質災害多發(fā)頻發(fā)；局部強降雨引發(fā)的山洪、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等突發(fā)性地質災害，已對人類的生命財產安全構成了嚴重威脅。以中國陜西為例，陜西省委省政府為應對轄域內南部山區(qū)頻繁多發(fā)的多種自然、地質災害，不得不從2011年年末開始計劃并著手實施一項為期10年、投資約1 280億元人民幣、搬遷約279.2萬人的宏大移民規(guī)劃。這其中因地質災害避險搬遷避讓49.16萬人，洪澇災害避險搬遷32萬人。如何將深受極端氣候風險影響和難以快速有效脫貧的居住生活在陜南地區(qū)的民眾向陜西其他地區(qū)進行遷移安置成為了其首要和主要目的。氣候變化及由其導致的各種自然災害，加之荒漠化、水源污染和其他壓力，將導致地球上的更多地區(qū)不適合人類居住。

3 氣候移民現狀及其演變趨勢

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國際社會就注意到移民問題與氣候變化、環(huán)境退化之間的關聯。近幾年，隨著全球氣候模式的變化，全球氣候變暖確定性的增加、海平面上升、環(huán)境退化、極端突發(fā)性氣候風險事件頻發(fā)等因素導致的人口遷移問題，使得“氣候移民”成為了國際社會新的關注點，氣候移民及與之關聯的問題逐漸進入了國際相關組織、政府部門與研究者的視野并日益受到關注。

3.1 氣候移民的人口數量不斷攀升

受全球氣候變化（全球氣候變暖氣溫顯著上升、降雨方式改變、季風變化加大、海平面上升、冰川融化、干旱、洪澇災害、更強烈的熱帶氣旋、沙塵暴、颶風、雪災、干旱、洪澇等）和自然災害的影響，氣候災害的能量與數量不斷升級，直接導致了氣候移民規(guī)模不斷擴大和人數激增，氣候變化成為了21世紀人口移民的主要原因。據聯合國環(huán)境和人類安全組織、香港發(fā)展與救援NGO組織——香港樂施會等組織機構在2009年4月的報告，在1998-2007年間，全球每年受氣候災害影響的氣候難民人數約為2.43億人；2015年后氣候難民人數將達到3.75億人以上。目前，不少國家和地區(qū)的氣候難民已開始進行自發(fā)和有組織的氣候移民，世界上現在已有約2 600萬因為氣候變化而被迫遷徙的氣候移民，到2050年，全球估計將有2億人淪為“氣候移民”[8]。而亞洲開發(fā)銀行在2012年3月最新的《應對氣候變化和亞太地區(qū)的遷徙》的報告稱，僅2010-2011年，亞太地區(qū)因極端氣候自然災害導致的移民人數就已達4 200萬以上。

3.2 氣候移民的波及區(qū)域持續(xù)擴大

由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引起的人類生存環(huán)境改變，造成了一些國家和地區(qū)已不適合人類生存與居住（如海平面上升將導致一些國家和地區(qū)沒入水底），按照氣候風險的預期發(fā)展演變模式地球上將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qū)不得不面臨不適合人類居住的風險。氣候移民不得不在高壓的氣候風險之下奔波在不同區(qū)域之間、國與國之間尋求生存與發(fā)展的機會，現階段氣候移民波及區(qū)域明顯呈持續(xù)擴大的態(tài)勢。世界銀行、國際移民組織、亞洲開發(fā)銀行等國際機構根據全球遭遇的主要氣候風險，預測未來20-50年全球氣候移民的熱點地區(qū)，主要包括東亞、南亞、東非、中非、中美洲等地區(qū)的沿海低洼地帶、河口三角洲、地勢較低的太平洋小島國、半干旱或不太濕潤的區(qū)域，這些地域的許多國家和地區(qū)將成為氣候移民的重災區(qū)[13]。在亞太地區(qū)所有國家中，常住人口不超過40萬的亞洲島國——馬爾代夫，正面臨著海平面上升的嚴重威脅；無獨有偶，另一個太平洋島國，圖瓦盧已經與新西蘭簽訂協議，全國國民將陸續(xù)“搬遷”到新西蘭，現在已有5 000多名圖瓦盧人在新西蘭安了家[8]。人口集中分布在低海拔沿海地區(qū)的國家包括孟加拉國、越南、巴布亞新幾內亞、斐濟、所羅門群島、盧旺達、埃塞俄比亞及肯尼亞在內的其他很多國家，現在已經開始出現大量的氣候移民。

3.3 臨時性遷移向永久性移民持續(xù)演變

氣候移民正在或將要經歷短暫臨時性遷移向永久移民的艱難過渡。氣候移民主要生活在自然條件相對比較惡劣、經濟社會發(fā)展滯后的地區(qū)，由于缺乏遷移的資源，在遭遇臺風、暴雨、洪澇、干旱、泥石流或突發(fā)疫病侵襲時，人們一般是暫時性的避難遷移，不過隨著氣候風險在某一區(qū)域的持續(xù)化常態(tài)化，臨時遷移已不能解決問題，而永久性的遷移成為無奈的必然選擇。在中國的寧夏回族自治區(qū)氣候條件較為惡劣的西海固地區(qū)，由于這一地區(qū)“十年九旱”的趨勢愈演愈烈，“一方水土已養(yǎng)活不了一方人”，為了應對這種極端干旱的氣候狀況適應氣候變化，寧夏回族自治區(qū)不得不將中部干旱地區(qū)、南部山區(qū)約76萬人進行永久異地轉移安置，安置到揚黃灌區(qū)或水源條件相對優(yōu)越的地區(qū)，以滿足人類的基本生存發(fā)展需要。在氣候風險不斷加劇的現實背景下，全球氣候變暖、海平面上升導致一些低洼地區(qū)被淹沒，不少國家和地區(qū)正開始進行永久性氣候移民。如孟加拉國越來越多的氣候移民從沿海低洼地區(qū)向內陸大城及印度等鄰國的移民，度假天堂馬爾代夫近40萬國民不得不另覓棲身之所[4，6]。氣候變化導致的環(huán)境永久性改變和生產居住環(huán)境條件的惡化，已使人們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滿足，永久性氣候移民成為了現實氣候移民的典型類型。

3.4 多種因素疊加交織致使氣候移民問題日趨復雜化

隨著全球氣候變化帶來的更多的極端氣候事件，未來幾十年間，氣候風險引致“氣候移民”的過程還會加速，氣候移民問題更趨復雜。首先，氣候移民將進一步加劇相關國家國內的社會矛盾沖突和緊張局勢。氣候風險引發(fā)的自然災害會迫使一些受災民眾暫時涌進大城市，而有些大城市的生活資源本來就很緊張，一旦這些移民涌入，大城市人口、資源與環(huán)境壓力陡然加大，就有可能惡化現有局勢、加劇緊張關系和不穩(wěn)定因素造成尖銳的社會矛盾。其次，氣候移民除了會造成國內的社會矛盾外，更為嚴重的是，氣候移民問題將威脅到脆弱的、瀕臨沖突邊緣的國家與地區(qū)間的沉重關系，威脅有關地區(qū)和國家的政治穩(wěn)定性。在氣候移民集中地區(qū)及其邊界區(qū)域出現氣候變化環(huán)境衰敗氣候移民社會沖突的惡性循環(huán)的可能性進一步加劇，由此將導致一些局勢脆弱國家加速崩潰、種族問題與宗教沖突激化、政治激進主義抬頭，致使世界部分地區(qū)的不穩(wěn)定因素增加。第三，氣候移民的貧困問題與環(huán)境惡化交織疊加在一起更加劇了問題的復雜性。氣候移民肇始區(qū)域一般是貧困與自然資源條件的嚴重惡化的區(qū)域，本就脆弱生態(tài)環(huán)境加之持續(xù)惡化的氣候變化狀況，在導致不同區(qū)域氣候移民的形成與匯聚的同時，極易引發(fā)“氣候貧困”產生的次生災害風險。

氣候變化牽一發(fā)而動全身的全球性影響，使得氣候移民遍及世界各地，解決與氣候移民相伴而來的一系列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環(huán)境、資源、心理、生態(tài)、管理等問題，已不只是某個或幾個國家的職責，而是需要全體人類共同擔負、共同面對、進行積極有效的溝通以協商解決。

4 應對氣候移民及相關問題的對策思考

由于各國眼下主要將精力放在遏制氣候變化方面，關涉氣候移民的議題還沒有得到適當處理，各國政府和國際社會沒有采取足夠的應對措施，現階段還尚未設立任何國際合作機制處理氣候移民問題及接踵而至的各種社會矛盾、沖突和風險，將使這一情況變得更加糟糕?；趯θ蛉找婢o迫的氣候移民問題之社會現實的關照與因應，易受影響的地區(qū)和國家必須立即行動起來加快努力，實施更廣泛的應對氣候移民的措施，在國家、區(qū)域和國際層面建立有效的適應機制，以應對其帶來的各種不利影響，盡量減小未來氣候移民對全球可持續(xù)發(fā)展的不利影響。

4.1 改進現有國際性法律條款關于“難民”權利的相關規(guī)定，制定應對國際氣候移民法

鑒于目前非自愿氣候移民還沒有被納入國際難民和移民政策之中，氣候移民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尚未得到國際相關法律的明確認可[14]，趨于緊迫的現實氣候移民問題與相應法律規(guī)范嚴重脫節(jié)，氣候移民在國際社會上還未甚至不能得到合法的保護，這就需要盡快修改1951年的《難民協定》（Refugee Convention）或單獨起草氣候移民法律協定，以適應因氣候變化造成的氣候移民問題，為氣候移民提供人道主義援助機制。同時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為基礎，制定出臺應對國際氣候移民法，以法律的形式規(guī)范國際機構、各國政府和相關組織部門在涉及氣候移民工作中的職責，明確應對氣候移民的基本方針和原則，構建應對氣候移民的國際合作、國內協調兩個方面的體制、機制，充分發(fā)揮國際機構、各國政府和相關組織部門在應對氣候移民中的主導作用，以法律為準繩規(guī)范預測氣候移民的科學評估報告，及時解決處理相關的氣候移民問題。同時，在氣候風險導致的環(huán)境退化和極端突發(fā)性災害發(fā)生時，將人權不駁回的原則納入國際法的考慮范疇。

4.2 加強國際合作推進地區(qū)間協作機制的建立與完善，協力促進氣候移民難題的有效解決

氣候移民是全球性問題，氣候移民在政治、外交、社會經濟發(fā)展和環(huán)境變化合作等領域都可能對國際社會造成新的挑戰(zhàn)。它事關各方利益、地區(qū)發(fā)展、世界各國人民的福祉，氣候移民難題的有效解決需要世界各國聯手應對，加強應對能力建設，完善相應的工作機制。首先，要將氣候變化所導致的人口遷移納入到各國政府適應氣候變化的國際計劃之中，使其成為國家行動的一部分；建立各相關成員國官員、專家相互交流經驗的對話機制，推動在氣候移民方面的國際智囊合作。其次，可在世界范圍內建立無償接納氣候移民的倫理道德責任機制和政策激勵機制；并倡導國際社會直接為極端突發(fā)性氣候風險事件導致的移民進行捐贈、救助和投資。第三，完善以聯合國國際移民組織為主的國際移民管理體系，充分利用現有的各種國際發(fā)展合作機制，比如南南合作，區(qū)域經濟貿易合作組織，國際金融機構等，促進發(fā)展中國家逐漸提升適應能力，降低氣候風險和氣候移民的潛在壓力[4]。

4.3 在國際社會建立靈活應對氣候移民遷移的政策、治理機制和管理機構

從目前氣候移民遭遇的現實境況來看，無論是對遷出地還是遷入地而言，氣候移民都尚未納入政策考慮的范疇，國際社會也尚未形成統(tǒng)一的管理機構對氣候移民事務進行管理。從速召集國際社會移民研究的權威機構和組織，盡快形成世界公認的關于氣候移民定義的權威性論述，明確國際移民組織（IMO）和聯合國難民高級專員署權責內容，使氣候移民擺脫成為游離的中間人角色，制定相應的氣候移民政策、管理機構、組織制度與治理機制，已是當務之急。首先，可在國際社會構建起一套靈活應對氣候移民的社會管理與治理機制，包括在認識和分析氣候移民所可能帶來的各種風險基礎之上，探尋構建科學合理的社會管理與治理機制，以使氣候移民能更好地適應氣候變化導致的自然、社會環(huán)境變遷；建立氣候移民預測預警系統(tǒng)，完善預防和減少氣候移民問題的社會管理體系，以有效降低與規(guī)避氣候移民給社會良性運行帶來的原生沖突次生風險。其次，要加強與氣候變化相關的災害預報預警機制建設，建立地區(qū)主要氣候災害的歷史信息庫和數據共享平臺；進一步加強氣候移民救助體系建設，建立高效完善的救助體系，在法律、政策、組織、制度等層面強化救助體系制度建設；同時，加強移民管理及國際經驗交流和高效的氣候移民應急管理機制建設，推進應對氣候移民相關問題的社會文化適應機制建設。第三，基于預防勝于治理的認識，加強對氣候移民的監(jiān)測和評估。

4.4 致力減緩與主動適應并舉，降低氣候移民被迫轉移的社會風險

全球氣候變暖的趨勢已不可避免，氣候風險的數量與能量不斷升級，在未來幾十年內，即使做出最迫切的減緩努力，也不能避免氣候變化的進一步影響，這使得在氣候移民問題上減緩和主動適應成為主要的措施或是唯一可行和適當的應對措施。雖然目前國際社會各界已經采取了一些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但仍十分有限。根據不同國家和地區(qū)受氣候變化影響的程度不同，為應對氣候移民所采取的減緩和適應措施可以考慮從以下幾個層面著手進行實施。首先是進行事先預防。在受影響較大的國家或地區(qū)需要未雨綢繆著手建立防洪堤、建筑水庫等工程以對氣候變化可能引起的洪澇、干旱等災害性后果引發(fā)的大量氣候移民。其次，展開知識普及教育。普及應對氣候風險的相關知識，加強人們對氣候變化現象的認知了解、氣候變化對農業(yè)的影響以及應對氣候變化災害的措施等；在發(fā)展地方經濟時融入氣候變化視角的適應性項目，減少遷移的必要性助益于減少非自愿氣候移民的數量。第三，進行人口遷移。遷移作為適應氣候變化的一種應對策略，不只是在氣候過程和氣候風險事件發(fā)生之前組織進行的人口遷移，也包括氣候災害發(fā)生后的非自愿氣候移民。考慮從區(qū)域角度合理引導人口遷移，減少人口盲目遷移對社會經濟發(fā)展，對城市生活帶來的沖擊；將氣候移民問題的減緩、適應作為首要解決的問題，與更典型的信息和基礎設施的措施一起，有助于氣候移民減少脆弱性增加適應性。

4.5 降低氣候移民的社會脆弱性，提升氣候移民適應能力建設，弱化氣候風險影響

不同地區(qū)、不同的社會制度下，不同群體、甚至不同家庭的社會脆弱性差異很大。弱勢或邊緣群體更容易從災難中流離失所，如果受氣候風險影響地區(qū)有更多的弱勢群體（這些人往往房屋損失嚴重），更大的建筑環(huán)境密度則颶風過后這部分人外遷的可能性更大。因為氣候風險降低了潛在氣候移民家庭的社會承受力，使其社會脆弱性提高，從而導致移民[15]。從這個角度來講，如果人類不能阻止全球氣候變化的腳步，那么面對各種可能引發(fā)移民的因素，人們至少可以想辦法增強社會的承受力，降低社會脆弱性，而不總是選擇移民。畢竟對于大多數人來講，因為氣候風險而移民總是痛苦的經歷，而對全世界來講，氣候移民問題又是一個無比棘手的會引發(fā)地區(qū)政治沖突的重大全球性問題。一方面，這就要求人們在選擇氣候移民遷移安置區(qū)時，需要借鑒社會脆弱性理論，盡量遷往就近的經濟發(fā)展較好的地區(qū)以提高移民群體的社會承受能力，而不致使移民因為搬遷使其社會脆弱性提高，為后續(xù)發(fā)展留下隱患，例如移民返流等。另一方面，完善現有的適應資金機制，建立氣候移民基金或融資體系，努力突破貧困地區(qū)資金和技術匱乏的瓶頸，有助于降低高風險地區(qū)的社會脆弱性。此外，在氣候風險形式嚴峻區(qū)域，進行項目扶持和產業(yè)規(guī)劃設計以降低區(qū)域社會脆弱性時，要綜合考慮地區(qū)的氣象、地質、水文等條件，需要立足前期調研進行多方論證，以提升風險管理優(yōu)化水平對癥施策物盡其用，避免對有限緊缺資源的浪費，防止出現盡力不盡事的現象。

5 結論與討論

在全球氣候變化的背景下，氣候變化及氣候變化的主要表現形式漸變緩發(fā)性氣候風險與極端突變?yōu)暮π詺夂蝻L險變得越來越難以捉摸，氣候風險發(fā)生的概率進一步增大，由其引致的氣候移民及相關問題的處理解決日益趨于復雜化敏感化。對氣候移民的概念進行明確指稱界定既是理論研究亟需，又是有效破解這一社會難題的現實需求。氣候移民所面臨的社會風險既有需要迫切解決食物和棲居地的問題，還有在遷入地新的自然、人文生態(tài)環(huán)境下如何調適生計方式、實現文化及身份的認同問題。氣候移民遍及世界各地，解決與氣候移民相伴而來的一系列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環(huán)境、資源、心理、生態(tài)、管理等問題，已不只是某個或幾個國家的職責，而是需要全體人類共同擔負、共同面對、進行積極有效的溝通以協商解決。但是，由于現階段尚未設立任何國際合作機制處理氣候移民問題，關于氣候移民的議題還沒有得到適當處理，現實情況可能變得更加糟糕。將氣候移民納入政策考慮的范疇，在國際社會上形成統(tǒng)一的管理機構對氣候移民事務進行管理；建立全球性的氣候移民監(jiān)測和評估機制，協商制定合適的氣候移民政策、管理制度，或將有助于氣候移民的統(tǒng)計和預測、政策的制定和國家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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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limate Migrants’ Migration Mechanism Statu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Climate Risk

CAO Zhijie CHEN Shaojun

（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Resettlement of Hohai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 210098，China）

Abstract

篇8

關鍵詞 氣候變化；城市化；碳排放；低碳

中圖分類號 F291.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3）04-0111-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4.019

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和工業(yè)化水平的不斷提高，氣候變化問題已成為人類關注的焦點。全球氣候持續(xù)變暖已經嚴重威脅到人類的生存和健康，同時也已經并正在產生著一系列的嚴重后果，這些后果不僅僅局限于正在頻發(fā)的各種自然災害，同時由于各國或不同利益群體之間因之而產生的利益分歧及對損失的規(guī)避等一系列的行動，均可能進一步引起國家之間尖銳的經濟、政治沖突。而城市既是CO2 及其它溫室氣體的排放源，又是減排的重點領域。傳統(tǒng)的城市發(fā)展模式具有“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特征，在未來的經濟社會發(fā)展中必然面臨著越來越嚴峻的能源稀缺、氣候變化和溫室氣體減排的壓力等諸多全球化的挑戰(zhàn)[1]。

縱觀近兩百多年的城市發(fā)展，可以看出，人類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問題無論在規(guī)模上還是在危害程度上越來越嚴重，已從點源污染發(fā)展為目前大范圍、大規(guī)模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問題，這一切引起了全球碳平衡的失調，進而抬升了全球的溫度。同時生態(tài)環(huán)境問題的全球化使得當前城市競爭也在日趨生態(tài)化，探求城市發(fā)展的生態(tài)之路成為新一輪城市競爭的關鍵。

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峰會上再一次將全球的目光聚焦到CO2的排放和環(huán)境問題。中國的氣候變暖趨勢與全球基本一致，平均氣溫和極端天氣發(fā)生的頻率都在不斷升高，《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指出，近百年來，中國的年平均氣溫升高了0.5 ℃-0.8 ℃，略高于同期全球增溫平均值，近50年來，中國沿海海平面年平均上升2.5 mm，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這些數字都告訴了我們一個嚴峻的事實：全球變暖正在威脅著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城市化、碳排放、氣候變化三者正以一種危險的方式交織在一起。因此，研究氣候變化條件下碳排放和城市化之間的關系，引導城市以一種節(jié)約資源、減少碳排放量、最大限度地維系生態(tài)環(huán)境格局的模式來建設和發(fā)展，是唯一可行的緩解發(fā)展與生存矛盾、優(yōu)化城鎮(zhèn)化與生態(tài)環(huán)境關系的路徑。

1 氣候變化對城市化的影響

全球氣候變化對城市化的影響是全方位、多層面的，它可能會影響到城市的生產生活、生態(tài)系統(tǒng)、能源供給，還可能會擾亂當地經濟并使城市居民遭受生計和財產損失，甚至還可能導致大規(guī)模的人口遷移。尤其是極端天氣對全球各地的城市會產生明顯的影響，很多變化通過氣候影響的累積效應顯露出來，并且已經進入到人們的現實生活中。全球氣候變化對城市的影響集中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篇9

一、氣候變化對農業(yè)氣候資源的影響

1、氣候變化對光資源的影響

中國總輻射量在20世紀60―80年代呈減少趨勢，90年代后有所回升，但總體呈下降勢。1956―2002年間，全國平均年日照時數具有明顯的下降趨勢，20世紀90年代初以后變化趨于和緩，減少趨勢最明顯的地區(qū)是華北和華東地區(qū)，黃土高原中東部下降也比較明顯。輻射減少可能與火山噴發(fā)、城市和工礦業(yè)發(fā)展引起的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有關，實際觀測與數值模擬也表明氣溶膠的增加導致直接輻射的降低，作物的光合有效輻射量隨之減少，減少的趨勢是漸緩的，冬小麥比水稻的減少趨勢更明顯。

2、氣候變化對熱量資源的影響

近50年，除四川東北部和南部地區(qū)的氣溫略有下降外，全國大部地區(qū)呈明顯的上升趨勢，氣溫升高最顯著的地區(qū)是華北、內蒙古東部和東北地區(qū)。氣候生長期有較為明顯的增長趨勢，平均增長速率為每年0.16天。近47年，全國無霜凍期以每10年3.4天的氣候傾向率延長。東北、西北積溫增加明顯。未來各種排放情景下，以冬季的變暖最明顯。區(qū)域分布為青藏高原增溫最大，東北、西北、華北次大，其余地區(qū)則由東南向西北遞增分布。CO2濃度增加越多對溫度的影響就越大，溫度升高幅度越明顯。

3、氣候變化對水分資源的影響

近50年，中國年平均降水量變化?勢不明顯，但區(qū)域降水量變化波動較大，西部、華南降水呈增加趨勢，華北、東北和西北東部降水呈減少趨勢。華北每10年減少20～40mm，華南與西南地區(qū)每10年增加20～60mm。未來各種排放情景下降水變化分布基本一致，年降水增加顯著區(qū)域為華北、西北及東北地區(qū)，長江中下游沿岸及其以南地區(qū)有小幅度增加。

溫度升高，導致作物需水量發(fā)生變化。利用比較宏觀和簡化的內島善兵衛(wèi)公式發(fā)現溫度升高對蒸發(fā)率的影響夏季大于冬季，北方大于南方。CO2倍增時，1月北方月蒸發(fā)率增加約 10%，南方增加4%；7月北方增加18%，南方增加約 10%。未來溫度上升，在其他氣象要素保持不變的情景下，華北地區(qū)不同作物的需水量對氣候變暖的響應存在差異，其中冬小麥需水量增加最大，棉花次之，夏玉米最小，業(yè)已緊張的水資源供需矛盾將更加突出。

二、科學應對氣候變化，保障我國糧食安全

應對全球氣候變化，規(guī)避極端氣象和氣候災害風險，農業(yè)產業(yè)結構和種植制度調整將面臨一個新的課題。氣象觀測年序列增長、氣候變化或短期氣候異常也迫使人們重新認識一個地區(qū)的農業(yè)氣候資源，需要修改以往利用較少年數資料得到的氣候資源的農業(yè)分析和區(qū)劃結果；改變以往僅考慮熱量和最低溫時間來確定作物種植界線的做法，進而需要考慮氣候變暖和變干的趨勢給氣候資源帶來的影響。

1、優(yōu)化我國農業(yè)種植制度

優(yōu)化種植制度是適應氣候變化最重要的且能立竿見影的技術手段。利用我國長時間序列的加密氣象觀測數據，分析我國以及我國不同區(qū)域的氣候變化趨勢，分析未來氣候變化對農業(yè)的可能影響，分析當前氣候變化和未來氣候變化對光、熱、水資源重新分布和農業(yè)氣象災害分布格局的影響，充分利用氣候變化帶來的熱量資源增加、復種指數增加等優(yōu)勢，規(guī)避高溫熱害、干熱風、干旱等氣候變化帶來的不利因素，進而改進作物布局，科學的調整種植制度，趨利避害，減緩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保證糧食生長的高產穩(wěn)產。

2、調整作物種植結構（趨利避害）

合理調整作物種植結構可以趨利避害，合理利用氣候資源而規(guī)避氣候變化帶來的風險。例如甘肅近些年玉米及馬鈴薯種植面積有所增加，小麥播種面積有所下降，調整了作物種植比例而提高了當地農民收入；而在洪災多發(fā)的兩湖平原，通過發(fā)展早熟早稻品種與遲熟晚稻組合搭配錯開洪澇高峰期，部分實現了農業(yè)避洪減災?？梢姾侠碚{整作物種植結構可以減少氣候變化的負面影響，由于我國氣候類型多樣，應該開展適應當地氣候變化的作物種植結構研究，調整種植結構，研究和探索適合當地氣候條件的種植結構，促進農業(yè)增產增收。

3、加強農業(yè)基礎設施，提高農業(yè)抗災能力

加強農業(yè)基礎設施和農田基本建設。開發(fā)高效灌溉和節(jié)水技術，擴大灌溉面積；強化綜合防治氣象災害的工程設施建設，科學地推進農業(yè)現代化的進程，從而增強農業(yè)的生產能力和抵御災害風險的能力。

篇10

關鍵詞：風險認知；氣候變化；心理測量范式；雙系統(tǒng)理論

分類號：B849：C91

1 引言

Start（1969）在《社會利益對科技風險》一文中對“How safe is safe enough？”這一經典問題進行了系統(tǒng)而確切的論述，標志著在心理學領域系統(tǒng)研究風險認知（risk perception）的開端。自此，國內外學者對交通、經濟、醫(yī)療、消費以及科技等領域的風險認知都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氣候變化風險由來已久，在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得到了全世界前所未有的關注。在過去20年中，研究者已經投入了相當大的努力去探索大眾如何理解氣候變化風險（Vignola，Klinsky，Tam，&McDaniels，2013）。目前，基于氣候變化的風險認知已成為國內外學者研究的熱點?；跉夂蜃兓娘L險認知是指個體對存在于生活中氣候變化風險的客觀認識和主觀感受，包括對氣候變化風險事件和風險源的認知、風險結果和風險責任的認知。

氣候變化風險與其他領域的風險一樣具有不確定性和不利結果的特點，但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相對于其他領域的風險認知具有其獨特性。第一，風險認知對象的特殊性。氣候變化兼具自然風險和人為風險的特征：在氣象學意義上，氣候變化是一個長期氣候狀態(tài)變化的漸進系統(tǒng)，通常涉及一系列相關現象，如氣候變暖、海平面升高、冰山融化、海洋酸化等；同時，氣候變化又是人為造成的。例如2007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第四次氣候變化評估報告指出，自工業(yè)化以來人類燃燒化石燃料而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是造成氣候變暖的主要原因。第二，風險認知范圍的廣泛性。氣候變化是在全球范圍內發(fā)生的，跨越了時間和空間?；跉夂蜃兓娘L險認知從時間上來說涉及過去、現在和將來，從空間上來說囊括了全世界各個地區(qū)，甚至關系到地球上每一個人。其研究范圍之廣，持續(xù)時間之長，是其他許多類型的風險認知所不能比擬的。第三，風險認知主體的差異性。在氣候變化風險認知中，研究者通常根據主體是否具有相關專業(yè)知識，將主體分為大眾和專家，二者在氣候變化產生的原因、引起的結果和采取行動等方面都有差異（Swim，Stern，et al.，2011）。第四，風險認知與行動的矛盾性。這種矛盾性普遍存在，表現為人們雖然擔憂氣候變化，卻沒有采取相應的措施（Gifford，2011）。

基于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獨特性決定著研究的理論意義和應用價值。從理論上來說，第一，將風險認知研究的領域從自然風險擴大到自然風險與人為風險相結合的氣候變化領域，為全面研究風險認知奠定基礎；第二，從心理學的角度分析氣候變化風險認知，有助于拓展國內關于氣候變化風險認知心理學研究的新視野，本文圍繞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主線，在心理學與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交叉領域進行研究，在國內開辟了一條關于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心理學研究路徑。從實踐上來說，第一，公眾與專家在氣候變化風險認知上存在眾多差異，因此，專家面臨著如何將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信息正確傳達給大眾的巨大挑戰(zhàn)（Pidgeon&Fischhoff，2011），基于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研究為風險溝通和風險決策奠定了基礎（Pidgeon，2012）。第二，公眾既是氣候變化的導致者，又是減緩氣候變化的執(zhí)行者（Swim，Clayton，&Howard，2011），他們的態(tài)度與行動的矛盾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對風險的認知。

2 心理機制

基于氣候變化的風險認知自提出之后，引起了許多學者的關注，他們開始在風險認知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結合氣候變化風險的特點進行研究。氣候變化風險認知既強調氣候變化風險的客觀存在，又重視個人或群體在認知客觀風險過程中的主觀感受?？偟膩碇v，對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研究主要有兩種取向，一是心理測量范式，二是雙系統(tǒng)理論。

2.1 心理測量范式

心理測量范式（the psychometric paradigm）是闡釋風險認知的主流理論。謝曉非和徐聯倉（1995）認為在風險認知的研究中，最具代表意義的是Slovic提出的心理測量范式。20世紀80年代Slovie首先提出用心理測量的方法評估人們的風險認知，對預測到的、并且已經造成不良后果的危險事物的風險認知結構進行分析，形成了風險認知兩維度結構——“可怕風險（dread risk）”維度與“未知風險（unknown risk）”維度（Slovic，1987），成為描述人們風險態(tài)度和感知的“認知地圖（cognitive map）”。

Weber（2006）嘗試運用該理論進一步分析氣候變化風險在認知地圖中的位置。首先，從可怕維度分析，即激發(fā)人們危機感的程度，Leiserowitz（2004）認為由于氣候變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很多人還沒有將氣候變化看作可怕的，即在可怕維度上得分較低。而氣候變化風險的形象性、災難性與可控性三個客觀因素都影響著個體對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主觀感受。第一，從氣候變化風險的形象性上來看，當人們根據數據描述對氣候變化風險進行分析時，加之氣候變化本身的抽象性，很難激發(fā)起人們強烈的危機感；相反，如果氣候變化被形象描述為如電影《后天》中迅速變化的災難，比如龍卷風、海嘯、暴風雪等巨型災難.就更能激發(fā)起人們的關注和強烈的危機感（Leiserowitz，2006）。第二，從氣候變化風險的災難性上來看，當面對兩種死亡方式，即死于颶風或死于冰川融化，雖然這兩種情況都能置人于死地，但人們對前者感到更恐懼，因為由它引起的死亡方式更可怕。在氣候變化風險認知中，Page和Howard（2010）認為人們將影響身體健康的因素感知為更危險的因素。第三，從氣候變化風險的可控性上來看，由于人們認為氣候變化是一個簡單漸進的變化，比如颶風、氣溫升高或龍卷風等，這些風險是眾所周知的，因此人們認為氣候變化風險原則上是可控的（Weber，2010）。當人們對氣候變化風險有種控制感的時候，其危險感受性就會減小。

其次，從未知維度分析，即風險的可知性程度，包括個體對氣候變化風險的了解與氣候變化風險影響本身的特點。一方面，個體對氣候變化的了解，即熟悉性，是影響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重要因素。一般來說，人們更容易忽視經常接觸到的并有一定經驗的熟悉風險，對新風險表現出更高的警覺性。例如，在對比溫室效應和冰川融化的風險時，個體對冰川融化新風險更為警覺（Li，Johnson，&Zaval，2011）。Weber（2010）也認為對氣候變化風險的熟悉性將減少個體的危機感。此外，個體對氣候變化風險的熟悉性也將影響個體的控制感（Slovic，1987），進而影響其風險認知。另一方面，由于氣候變化的影響具有延遲性，人們對一些氣候變化風險表現出未知性。人們長期居住于氣候變化的環(huán)境中（solomon，Plattner，Kuutti，&Friedlingstein，2009），對氣候變化的信號難以察覺（Moser，2010），因此對氣候變化的影響具有不確定性。例如，個體生活在氣候變暖的環(huán)境中，感受到的是氣溫升高，卻對其延遲的影響如冰川融化不甚了解，因此個體對氣候變化風險表現出某種程度的未知性。Weber（2010）也認為當人們認為氣候變化是迅速發(fā)生時，比認為氣候變化是漸變時，感覺更害怕。

心理測量范式假設公眾對風險的不同反應取決于風險的維度特征，但后續(xù)研究發(fā)現影響個體風險認知結構的風險特征維度卻可能并不相同，因此對風險特征維度構成的討論成了風險認知研究的熱點之一。于清源和謝曉非（2006）研究了北京公眾對39個環(huán)境條目的風險認知特征，進行因素分析后，將“影響程度”、“可控性”、“了解程度”、“影響的持續(xù)性”、“發(fā)生的可能性”、“結果的嚴重性”六個維度歸納為“客觀認識”與“主動作用”兩個新的維度，即個體的風險認知機制涉及風險的客觀情況以及個體與風險事件之間交互作用的過程。該模型與Slovic的兩維度模型有所不同，對比二者的研究，我們認為產生不同結果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兩點：首先，研究對象不同，Slovic的研究對象是西方人，而于清源和謝曉非的研究對象是中國人，不同國家的個體由于文化、生活經驗等方面的差異，其風險認知可能不同，因此應加強對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跨文化研究；其次，研究條目不同，Slovic的研究是對一般社會情境的研究。包含30個社會現象，于清源和謝曉非研究的是環(huán)境條目，包括生態(tài)環(huán)境類、疾病與災害類和生活環(huán)境類，由此說明人們可能是根據不同的風險維度特征對不同類型的風險進行認知。但是二者都不是完全根據氣候變化條目進行研究，因此，未來的研究可以嘗試從新的角度建立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特征維度結構。

心理測量范式作為一種心理機制，其研究也存在著一些問題：第一，在許多研究中問卷條目所涉及的風險問題可能是被調查者不熟悉的，這樣被調查者所做的回答就不能完全代表個體的判斷；第二，謝曉非和徐聯倉（1995）認為心理測量范式從數據中得到的信息也僅僅代表被試對風險事件的某些認知狀況，并不能反映個體實際的行為反應。盡管心理測量范式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基于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研究中，該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氣候變化風險認知如何定位在不同風險維度上，探索了影響氣候變化風險判斷的風險特征。

2.2 雙系統(tǒng)理論

過去15年來，雙系統(tǒng)理論受到了眾多學者的關注，其中對雙系統(tǒng)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兩個角度：信息加工的兩種方式（經驗系統(tǒng)、分析系統(tǒng)）和個體獲得的兩種不同類型的信息（經驗信息、分析信息）。經驗系統(tǒng)和分析系統(tǒng)之所以能得到重視是因為面對相同的信息，人們卻可能產生不同的認知和行動（Hertwig，Barton，Weber，&Erev，2004）。在經驗系統(tǒng)中人們將目前現狀與個人自己或他人的經驗相聯系，知覺過程自動、迅速，人們通過聯想將環(huán)境各個方面的經驗轉化成各種情感，比如說害怕、恐懼、焦慮，進而影響風險認知和決策（Loewenstein，Weber，Hsee，&Welch，2001）；相反，在分析系統(tǒng)中人們運用數字對事實進行描述，通過邏輯分析來評定風險，其過程相對緩慢且需要意識的控制（Marx et al.，2007）。經驗信息和分析信息的區(qū)別在于信息呈現的方式不同：經驗信息是對與個體經驗有關的信息進行描述，而分析信息是指運用數字等來對信息進行描述。

首先，就兩種信息加工系統(tǒng)而言。Weber在2004年開始比較兩種不同系統(tǒng)，關注兩個系統(tǒng)中人們對氣候變化不確定信息的理解差異。Weber（2010）認為科學家和大眾對氣候變化風險的不同歸因是由于他們運用不同系統(tǒng)進行信息加工，84%的科學家認為氣候變化是由于人類活動造成的，只有49%的大眾同意這一觀點。在對氣候變化的風險認知中，科學家更多地運用分析系統(tǒng)，而大眾則更多地運用經驗系統(tǒng)fWeber&Stem，2011）。這可能是因為，首先，科學家在研究活動中能接觸到更多關于氣候變化的可信賴數據；其次，由于科學家受到的教育和專業(yè)訓練，他們比其他群體更傾向于運用數據分析并建立模型。而對于大眾來說，他們更容易受到個人經驗的影響，會自動迅速地運用經驗系統(tǒng)分析信息。當兩個系統(tǒng)所得的結論不同時，經驗系統(tǒng)往往要勝過分析系統(tǒng)，因為經驗系統(tǒng)更快，更生動形象fWeber，2010）。Leiserowitz和Broad（2008）的研究顯示英國民眾更多的根據經驗系統(tǒng)進行氣候變化的風險認知，甚至那些經濟來源與氣候密切相關的個體，比如說農民和漁民，當無法從日常生活和個人經驗中獲得足夠反饋時，他們也會運用經驗系統(tǒng)進行氣候變化的風險判斷。類似的，在烏干達地區(qū)的雨養(yǎng)農業(yè)中，無論是雨水不足或過多都會導致農業(yè)受損，但是過去的研究表明在該地區(qū)的市民都將雨水預報根據個人經驗轉化為確定性信息，導致潛在的相關風險增加（Marx et al.，2007）。雖然經驗系統(tǒng)能幫助個體迅速做出決策，但也可能會使個體決策產生偏差。

其次，從個體獲得兩種不同信息的角度來看，當呈現經驗信息和分析信息時，個人經驗信息更可能吸引人的注意，它的影響比數據信息更值得信賴（Erev&Barron，2005）。這是因為在氣候變化中，個人經驗信息能激發(fā)起人們更強烈的情感反應并回憶過去相關事件（Weber，2006）。其實大多數人關于氣候變化的知識和經驗都是間接的，是以新聞和電影中的描述為中介，比如將格陵蘭島或南極冰川融化歸因于氣候變化，個人經驗并沒有提供有力的證據（Weber，2010）。此外，當目前情境不能與過去經驗相匹配時，只要能激發(fā)起個體強烈的情感，也能預測個體的行為（Weber&Johnson，2009）。Stern等人（2011）的研究顯示，當個體對氣候變暖將導致冰川融化感到強烈的恐懼時，即使個體沒有冰川融化的體驗，也會更多地參與環(huán)保行動。

但是，經驗系統(tǒng)和分析系統(tǒng)并不是一個絕對的劃分。Weber（2010）研究顯示雙系統(tǒng)所涉及的兩種方式是相互平行又相互依存的，分析系統(tǒng)可以幫助個體重新分類與過去經驗有關的氣候變化信息，因此強烈的情感可以在分析系統(tǒng)中被激活。此外，兩種類型的信息也可能在兩種對應的系統(tǒng)中進行加工。Marx等人（2007）的研究顯示，具體的、與個人有關的經驗信息在經驗系統(tǒng)中被加工，并且產生一種有效激勵行為；相反數據信息在分析系統(tǒng)中被加工，除非決策者受過一定的訓練，能有意識地注意數據信息及其影響，否則其結果對行為只有較小影響。

心理測量范式和雙系統(tǒng)理論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基于氣候變化的風險認知。心理測量范式側重于分析人們是如何形成風險認知的地圖，探索風險認知特征在其中的作用；雙系統(tǒng)理論從經驗、分析兩種認知途徑和信息類型出發(fā)，側重于分析人們如何形成氣候變化風險認知中的過程。兩者基于不同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都能解釋基于氣候變化的風險認知。

3 影響因素

基于氣候變化的風險認知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很多研究者對其影響因素進行了研究，主要包括性別、年齡、知識、個體經歷、情感和世界觀。

3.1 性別

Lazo.Kinnell和Fisher（2000）的研究發(fā)現氣候變化的風險認知受到眾多人口學因素的影響，包括性別、年齡、父母地位、受教育程度、居住地等。Rowe和Wright（2001）的研究表明，人口學因素中性別對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影響最大。在基于氣候變化的風險認知中女性比男性經歷了更強烈的情感體驗（Loewenstein et al.，2001），女性比男性更擔心氣候變化（Eva-Lotta，Anders，&Tommy，2007）。彭黎明（2011）進一步細化研究了性別與氣候變化風險認知之間的關系，分別對性別與氣候變化風險源、風險事件、風險后果與風險責任的認知進行方差分析，結果顯示在對風險事件和風險源的整體認知上，男性的分值整體高于女性，但差異不顯著；而在風險后果的認知上，女性的認知程度要高于男性，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女性更關注氣候變化風險所帶來的不利影響和后果。

3.2 年齡

年齡對個體氣候變化風險認知也有重要影響。Loewenstein等人（2001）認為風險認知的年齡差異是由于人隨著年齡的增長，具有了更加豐富的經驗和生動的想象，所以對氣候變化風險的擔憂也與日俱增。此外，Lazo等人（2000）認為相比年長者，年輕人沒有深刻體驗到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嚴峻后果，對氣候變化過程不是很了解，所以導致年輕人對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程度不高。但是，也有研究者認為年齡與個體對氣候變化的知識相關，研究顯示作為年輕人的大學生具有更多關于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知識，更多地認識到氣候變化的起源與后果，表示愿意承擔起保護環(huán)境的責任（Sundblad，Biel，&Gfirling，2007）。以上研究出現不同結果的原因可能是選取被試的差異，但是從一定程度上來說加強對大學生的氣候變化風險教育可能會對緩解氣候變化行為產生一定作用。

3.3 知識

目前研究表明關于氣候變化的知識包括氣候變化的現狀、起因和結果（sundblad et al.，2007）。知識的橫向和縱向結構對氣候變化風險認知都有影響。從知識的縱向結構上來說，是否了解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嚴重后果影響人們對氣候變化的風險認知，并且是否了解氣候變化所帶來的消極后果是影響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決定因素（sjoberg，2000）。從知識的橫向結構上來說，Bord，O’Connor和Fisher（2000）的研究顯示個體關于氣候變化的知識越多，越愿意去采取行動來減少氣候變化帶來的消極影響。此外，彭黎明（2叭1）的研究結果表明文化程度越高，對氣候變化不利影響和后果的認知程度也就越高。Lazo等人（2000）的研究顯示一方面?zhèn)€人的受教育程度能誘發(fā)出一種控制感并降低風險認知，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與氣候變化后果的認知沒有太大關聯，因此，某種程度上來說，受教育程度對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影響主要是對風險認知判斷的影響。

3.4 經歷

氣候變化通常涉及一系列的現象，比如說冰川融化、溫室效應、洪澇災害、干旱、颶風等，個人經歷主要是指對上述現象有過親身體驗。Spence，Poortinga，Butler和Pidgeon（2011）研究發(fā)現有過洪水經歷的個體對氣候變化表現出更多的擔憂，更多地看到氣候變化的不確定性，并且更相信他們的行動將對氣候變化產生影響。由此，有過洪水經歷的個體更可能采取節(jié)約能源等措施去緩解氣候變化。但是，Whitmarsh（2008）在關于洪水經歷和空氣污染經歷是否影響個體氣候變化態(tài)度和行為的調查中發(fā)現，在緩解氣候變化方面，洪災災民與其他個體差異很小，但是否具有空氣污染經歷強烈地影響著人們對氣候變化的看法和行為。出現上述結果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洪水是一個迅速發(fā)生的過程，一旦離開這個地方，人們受到洪水的影響將變小，而空氣污染則是一個緩慢、漸進變化的系統(tǒng)，人們將更長久、深刻地體驗到空氣污染帶來的后果。在研究過程中，Whitmarsh（2008）引入了環(huán)境價值觀的概念，認為有空氣污染經歷的人們有更高的環(huán)境價值觀，具有這種價值觀的人更可能把氣候變化看成顯著的風險并采取行動。

3.5 情感

情感作為態(tài)度的組成因素，是影響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因素之一。Leiserowitz（2006）調查顯示關于氣候變暖的消極情感，比如擔憂、危機感、焦慮等。比人口學變量、價值觀等因素能更好的預測個體對公共風險的態(tài)度和政策偏好。Maibach，Roser-Renouf和Leiserowitz（2008）的研究結果表明對氣候變化的高憂慮組比低憂慮組具有更強烈的恐懼、焦慮等相關情感反應，并有更強烈的緩解氣候變化的行動動機。而Weber（2010）認為形象、具體的氣候變化結果能激發(fā)起個體更強烈的危機感，因此，我們可以預測增加氣候變化信息的形象性可以促進個體緩解氣候變化的行動。同時，諸多研究表明增加對氣候變化風險不良后果的擔憂，能提高個體的風險認知（Fischhoff，Slovic，Lichtenstein，Read，&Combs，1978），并且憂慮也可以促進個體參與緩解氣候變化風險行為（Weber，2010；Marx et al.，2007），因此，加強個體對氣候變化風險的擔憂和焦慮可能會對緩解氣候變化行動產生作用。此外，當人們把氣候變化看成是一個漸進、可控的過程時，人們對氣候變化的風險意識就會降低；相反，當人們把氣候變化看成是生活中不可逃離的危險事物時，其風險意識就會增強（Weber，2010）?？傊?，情感與風險認知是一個相互作用的過程，人們對氣候變化風險的擔憂、焦慮等情感能影響個體的風險認知意識，反之個體對氣候變化風險的理解也將影響其情感強度。

3.6 世界觀

文化理論起源于Douglas，強調社會文化對風險判斷的重要影響，該理論認為人們的世界觀、價值觀等決定了風險的內涵及個體對特定風險的認知和判斷。在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研究中，文化理論根據人際關系模式將人分成四種具有不同世界觀的人：等級主義者（hierarchists）、個人主義者（individualistic）、平等主義者（egalitarian）和宿命論者（fatalistic）（Douglas&Wildavsky，1982）。不同世界觀群體對氣候變化風險認知有不同的觀點（Gifford，2011），具有不同世界觀的人會選擇性地注意一些風險，而忽略另外一些風險（Weber，2006）。比如說等級主義者更信賴專家，傾向于將科技看作機會而更少看成風險；但是大多數平等主義者都懷疑專家的知識，他們認為現在的氣候變化已經非常嚴重，并覺得現在的新技術和對自然的污染將對后代產生更嚴重的影響；個人主義者更看重個人的自由和收益，面對氣候變化風險，他們認為自然能夠自我保護，沒有必要過多關注氣候變化；宿命論者對個人無力改變的氣候變化問題寧愿選擇視而不見（Weber&Morris，2010）。

雖然文化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釋不同世界觀對人們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影響，但是由于對文化概念本身的爭議，文化理論的操作化遇到了困難，大規(guī)模的實證研究仍有待實施。

4 研究展望

綜合以往的研究，我們不難發(fā)現不同學科對風險認知的不同領域都有所研究，但在心理學與氣候變化的交叉領域來分析其心理機制和影響因素在國內是一個開端，因此需要后續(xù)的研究者進行深入探索。通過對以往氣候變化風險認知文獻的梳理和總結，我們認為今后的研究應該著眼于以下幾個方面。

4.1 深入探尋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獨立綜合理論框架

盡管風險認知的概念提出后，研究者分別從測量、認知、情感等各個角度對風險認知進行了研究，但在心理學領域迄今還沒有形成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研究的獨立整合理論，因此，未來研究可以從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上來進行探討。首先，對相關風險認知理論在氣候變化領域進行驗證。過去風險認知理論主要是建立在對自然風險研究的基礎上，由于氣候變化風險認知具有其獨特性，許多風險認知理論在氣候變化領域的適用性和解釋性有待進一步驗證，以便全面理解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獨特性。其次，對比分析不同領域的風險認知結果。比如在氣候變化領域和醫(yī)療領域，人們的風險認知在諸多方面表現出差異（Weber&Stern，2011），這種差異產生的根源是風險類型的差異還是個體對不同風險有不同的心理機制，這個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從而為建立專門的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理論奠定基礎。最后，在以上研究的基礎上，根據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特殊性，進一步探索基于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獨立綜合理論框架。目前各個理論均從各自的角度對風險認知這一問題進行研究，有各自的優(yōu)點，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之處。心理測量范式很好地分析了風險本身的特征，卻沒有關注風險認知主體的特點；雙系統(tǒng)理論研究個體內部信息加工過程，對群體分析卻很少。氣候變化風險認知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影響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因素既有客觀的也有主觀的，既有個體的也有群體的，既有微觀的也有宏觀的。只有把這些因素結合起來，才能更好地理解氣候變化風險認知，因此，我們應該嘗試各理論之間的相互融合，并試圖在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基礎上建立起獨立綜合的理論框架。

4.2 進一步探索氣候變化風險認知影響因素

對氣候變化風險認知影響因素的研究一直是學者探討的熱點，目前對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研究還存在以下兩方面的不足。首先，雖然已有研究對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影響因素進行了探討，找到一些變量，比如說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對氣候變化的危機感等，但是還有一些變量沒有得到驗證，比如Feygina，Jost和Goldsmith（2010）的研究發(fā)現保守的政治態(tài)度對氣候變化風險認知也有影響；Li等人（2011）認為氣候變化風險認知還受到當地氣候的影響；謝曉非和徐聯倉（1995）認為個體的風險認知，還會受到心理、社會、文化及制度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其次，研究者并沒有對各變量之間的交互作用進行系統(tǒng)的研究，而且研究者發(fā)現情感與風險認知之間存在中間變量。比如Whitmarsh（2008）的調查研究發(fā)現環(huán)境價值觀在氣候變化經歷和行動中充當著中介的作用。此外，氣候變化的影響不是直接的，而是通過媒體和社會交流對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產生作用（Weber&Stem，2011；Reser&Swim，2011；Doherty&Clayton，2011），個人經驗也是通過媒體影響個體的氣候變化風險認知，而非直接發(fā)揮作用（Reser，2010；Stokols，Misra，Runnerstrom，&Hipp，2009）。Leiserowitz（2006）的研究發(fā)現信息的形象性影響人們的情感，從而影響人們的風險認知，這些間接影響因素還沒有得到進一步驗證?；诖?，我們認為，氣候變化風險認知影響因素的研究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展開：第一，采用多元化的數據分析方法，進一步驗證證據不充分的影響因素，并探索其他可能對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產生影響的因素；第二，對氣候變化風險認知影響因素之間的中介變量加以關注，為建構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獨立綜合理論奠定基礎。

4.3 加強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群體研究

氣候變化風險認知是一個復雜的心理現象，個體和群體對氣候變化風險認知有所區(qū)別。比如Pidgeon和Butler（2009）在風險放大研究中發(fā)現：當面對具體的情感體驗信息時，群體比個人有更大的動力去采取保護行動；Marx等人（2007）在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研究中也發(fā)現群體比個人更容易受到經驗信息的影響。以往的研究主要是從個人層面對其心理機制和影響因素進行了研究，并未對群體氣候變化風險認知作詳盡研究。此外，群體中包含不同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世界觀的個體，個體與群體在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上產生差異的原因也值得進一步探索。因此我們今后的研究應該注意：對個體研究結果在群體中進行驗證，并對人們在個體水平和群體水平的表現進行比較，找到聯系與區(qū)別，分析其原因并分別在個體和群體水平上制定相關策略。

4.4 拓展氣候變化中風險認知的應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