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人口流動趨勢，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數據，我國流動人口已達約2.6億。人口流動在給中國經濟帶來活力的同時，也在沖擊著中國原有的社會結構和社會文化，并引發(fā)了諸多的社會問題，這無疑給當前中國的社會管理帶來了巨大挑戰(zhàn)。本期策劃我們邀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其進行解讀，探討了人口流動的現狀及其未來趨勢、人口流動中的階層分化問題、流動人口福利保障、人口流動對流動主體（農民工）及主要流出區(qū)域（鄉(xiāng)村）的影響等，并從國際經驗中尋求借鑒，以期對促進我國人口合理有序流動，創(chuàng)新社會管理有所助益。

和平時期人口流動的主要動力是經濟和人口的地區(qū)差距。地區(qū)間的經濟發(fā)展不平衡導致勞動力流向就業(yè)機會更好的地區(qū)，人口老化的地區(qū)需要吸引外來年輕勞動力以維持經濟增長的活力。近年來，人口流動已成為全球經濟和發(fā)展議題中的重要內容，中國的人口流動也不例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經濟的快速變化推動了勞動力的流動，主要是從農村向城市、從欠發(fā)達地區(qū)向經濟發(fā)達地區(qū)的流動。政策和制度變革放開了對農民到城鎮(zhèn)務工的限制，降低了流動風險；經濟轉型和工業(yè)化以及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沿海勞動密集型產業(yè)的飛速發(fā)展，產生了巨大和持久的勞動力需求；農業(yè)現代化提高了農業(yè)生產率，降低了農業(yè)勞動強度、減少了對農業(yè)勞動力的需求；沿海地區(qū)和大城市在20世紀90年代最先完成人口轉變，長期的低生育率導致新生勞動年齡人口逐漸減少，經濟的快速增長又需要大量年輕勞動力；諸多因素共同推動了人口的流動。人口流動在為經濟發(fā)展作出貢獻的同時，也改變著中國的人口分布以及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人口結構。

人口流動的規(guī)模與流向

中國流動人口的規(guī)模在改革開放后的30多年中持續(xù)增長，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增長速度明顯加快，從1982年的657萬人增長到2010年的2.2億人（圖1），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guī)模，占全國總人口的17%左右。上海、廣州和北京等城市的當地常住居民中，約40%是流動人口。大部分流動人口是從農村流動到城市的年輕勞動力，2010年全國流動人口中約有1.5億人來自農村，省內流動人口中有54%來自農村，跨省流動人口中則有近82%來自農村。迄今為止流動人口規(guī)模仍繼續(xù)增長，根據國家統計局的《201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統計公報》，2012年全國流動人口約為2.36億人，比上年末增加669萬人。

圖1 中國流動人口規(guī)模及增長率，1982～2010年

（資料來源：根據歷次全國人口普查和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估算）

中國人口流動的主要趨勢一直是從中西部向東部和東南沿海一帶流動。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珠三角地區(qū)吸引了全國大量勞動力流入。廣東省的流入人口規(guī)模至今仍在全國居首位，東莞、深圳、中山等城市的流入人口數量已占常住人口的一半以上。不過，勞動力的流動方向對經濟變化高度敏感，隨著各地經濟發(fā)展進程和經濟形勢變化，人口流動的地域特征也發(fā)生了局部性變化。90年代以后，長三角地區(qū)（包括上海、江蘇、浙江）對流入人口的吸引力逐漸增強，與珠三角和京津冀共同成為流入人口集中的三大都市圈。21世紀以來，長三角地區(qū)流入人口增長速度超過珠三角地區(qū)，其中以浙江流入人口增長幅度最大。2010年的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流入人口更為集中在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圈。不過，盡管廣東仍是人口流入最多的省，但對流入人口的吸引力已明顯弱化。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流入人口規(guī)模增長最快的幾個城市是上海、北京、天津和蘇州，顯示出這些地區(qū)更為強大的吸引力，人口流入重心已經從珠三角北移到長三角地區(qū)。天津和福建對流入勞動力吸引力顯著增強，顯然與近年來濱海新區(qū)和閩臺經濟區(qū)的發(fā)展密切相關。

經濟因素是吸引勞動力流入的主要因素，城鎮(zhèn)收入水平高和人均GDP高的地區(qū)，更可能成為流入勞動力集中的地區(qū)，如2012年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的天津、北京、上海、江蘇、內蒙古和浙江，除內蒙古以區(qū)內人口流動為主外，其他幾個地區(qū)都是跨省勞動力流入的主要地區(qū)，2005～2010年的省外流入人口幾乎占全國跨省流入人口的45%（另一個主要流入省廣東占25%），上海、北京、浙江的人口遷入率高居全國前三位。經濟因素也是推動人口流出的主要因素之一，2005～2010年人口遷出率最高的前三個省依次是人均GDP較低的安徽、江西、貴州，其他幾個主要的人口流出地還有河南、湖北、湖南、廣西、四川、重慶?？偟膩碚f，人口流出地區(qū)幾乎遍布全國、相對分散，而人口流入地區(qū)則相對集中在東部主要經濟中心城市。

人口因素是吸引和推動勞動力流動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有研究發(fā)現，遷出地人口規(guī)模對人口流動的影響（推動流出）僅次于遷入地城鎮(zhèn)人均可支配收入（吸引流入）。除了東部農村地區(qū)也有人口流出之外，上文列出的主要人口流出省份都是人口較為密集、農村人口比重較高的人口大省，而且這些地區(qū)的生育轉變較晚、農村生育水平相對較高，因而能夠持續(xù)輸送大量的年輕勞動力。東部沿海地區(qū)和主要大城市是中國最早完成人口轉變的地區(qū)，也是最早進入人口老齡化的地區(qū)，長三角一些地區(qū)的人口早在90年代就開始負增長，這些地區(qū)在經濟快速發(fā)展時期無疑對外來年輕勞動力有巨大需求，而且需要持續(xù)引入外來勞動力維持經濟發(fā)展。

流動人口的構成及變化

流動人口以年輕勞動力為主，高度集中在15～30歲這個年齡段。與國際上較為常見的流動人口年齡模式不同的是，中國流動人口大部分不帶子女，因而15歲以下少年兒童占比極低，進而形成了農村留守兒童的問題。在過去30年間規(guī)模不斷擴大的同時，流動人口的年齡性別構成也在發(fā)生變化，這個群體已不再完全是90年代以前的“打工妹”、“打工仔”，已婚流動者比例不斷上升，更多的流動者不再是單身一人在城市打拼，而是與配偶子女同在流入地居住。婦女比例在流動人口中占了將近一半。沿海城市長期持續(xù)的經濟增長創(chuàng)造了豐富的就業(yè)機會，面向流動人口提供的公共服務和相關政策日益改善，越來越多的打工者停止了鐘擺式的流動，在城市中長期居留不再回到農村，流動人口的年齡中位數從1982年的23歲上升到2010年的29歲（即流動人口中有一半人在29歲以上）。2010年流動人口中離開戶籍地6年以上的占24%，上海和北京的相應比例更高達32%和30%。2000～2010年間，35歲及以上流動人口的增長率遠高于較低年齡組。因而流動人口規(guī)模的擴大不完全歸功于新進入勞動年齡的年輕人。那些早年離家外出的打工者已成為較為穩(wěn)定的城市居民，他們的子女也有很大一部分進入城鎮(zhèn)勞動力市場就業(yè)，但是這兩代人仍被標記為“流動人口”或“農民工”，盡管很多年輕人生長在城市、從未務農。

流動人口構成的另一個重要變化是受教育水平的快速提高。2010年的省內流動人口中男性和女性分別有44%和40%受過高中及以上教育，跨省流動人口中的相應比例也分別高達30%和27%，小學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比例顯著下降。流動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一方面歸因于近年來全國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普遍提高了青年人口總體的受教育水平，另一方面也說明一些地區(qū)通過提供更好的就業(yè)和發(fā)展機會成功吸引了受教育程度高的年輕人。與之相應的變化是，流動人口中從事專業(yè)技術人員比例有所上升，從事農業(yè)比例大幅度下降。流動人口構成的變化，將會影響未來人口流動和居留的變化趨勢。

人口流動對人口結構和規(guī)模的影響

大量農村年輕勞動力流向東南沿海城市，無疑會改變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人口結構和人口規(guī)模格局。它對社會經濟和人口的影響有些在短期內明顯可見，有些則是長期的。

農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動無疑是城市人口增長的主要推動力。中國大部分城市人口的生育率長期保持在低于1.5甚至接近1的極低水平，80年代以前積累的人口增長慣性消失殆盡，人口自然增長的作用已經微乎其微。中國城鎮(zhèn)居民規(guī)模自2011年起超過農村居民，鄉(xiāng)城流動無疑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這一現象也可在其他發(fā)展中國家看到，例如泰國的鄉(xiāng)城遷移對城市人口增長的貢獻為80%，印度尼西亞為68%。

由于中國流動人口的主要流出地均為人口大省，流出人口對本地人口規(guī)模的影響遠不及對流入地的影響，尤其對于人口流入相對集中的京津冀和長三角地區(qū)，這種影響尤為顯著。北京市在努力實現經濟持續(xù)高速發(fā)展的同時，力圖控制城市常住人口規(guī)模，結果則是人口規(guī)模目標的不斷突破。

不過，如果進一步考察流入人口對流入地人口結構的影響，則不難看出年輕勞動力的輸入正是這些城市經濟發(fā)展所需要的。以上海2010年人口形勢為例（圖2），20～39歲年齡組外來人口數量遠遠超過戶籍人口。外來人口所帶來的優(yōu)勢不僅在于數量，更是年齡優(yōu)勢。正是由于外來勞動力大量補充了本地戶籍人口在年輕部分的數量萎縮，才能有效維持上海經濟發(fā)展的活力。從圖2還可看到，上海目前居民中20歲以下人口數量遠遠不足以替換即將退出勞動年齡的人口，按照上海目前經濟發(fā)展勢頭，未來還需要源源不斷地引進外來年輕勞動力加以補充。上海的情況對其他很多東部城市都具有代表意義，由于長期穩(wěn)定的極低生育率，大部分城市人口已經先于全國進入老齡化階段，戶籍勞動年齡人口也在老化，如果不引進外來勞動力，很難滿足經濟增長對勞動力的需求，尤其是對年輕勞動力的需求?？磥?，控制城市人口增長的最根本辦法，可能是調整經濟規(guī)劃和發(fā)展方式、降低對年輕勞動力的需求。

圖2 分性別年齡戶籍的上海常住人口規(guī)模，2010年（單位：萬人）

（資料來源：上海市統計局：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

主要受人口流動的影響，中國農村的老齡化水平高于城鎮(zhèn)地區(qū)，呈現城鄉(xiāng)倒置的特征。在城鎮(zhèn)化過程中，農村的年輕人遷往城鎮(zhèn)地區(qū)，使得城鎮(zhèn)地區(qū)的人口老化水平下降，農村地區(qū)的老化水平上升。從1982年起，農村地區(qū)65歲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5.0%，略高于城鎮(zhèn)地區(qū)的4.5%。到2000年城鄉(xiāng)差距繼續(xù)擴大，農村地區(qū)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7.4%，高于城鎮(zhèn)地區(qū)的6.3%。截至2010年，農村地區(qū)的老年人口比例已高出城鎮(zhèn)地區(qū)2.3個百分點。人口老齡化速度的地區(qū)差距也反映了人口流動的影響，2000～2010年老齡化速度最快的省份是甘肅（人口老齡化程度增長率為64.6%），其后依次是黑龍江、貴州、四川、重慶、青海、湖北、陜西、吉林、寧夏、內蒙古。老齡化程度增長最慢的是北京和天津，而上海的人口老齡化程度則在此10年間下降了12.3%，顯然與這些地區(qū)的大量流入年輕勞動力有關。

依據流動人口對于不同地區(qū)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可將全國劃分為三類地區(qū)：A、受人口流動影響老齡化程度得到緩解的省（市、自治區(qū)）共有12個，其中緩解效果最為顯著的地區(qū)依次為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和廣東等主要人口流入地；B、受人口流動影響老齡化程度更加嚴重的?。ㄊ?、自治區(qū)）共有16個，其中安徽、江西、四川、重慶和湖南等人口流出大省的人口老齡化程度受勞動力流出的影響尤為明顯；C、流動人口對本省人口老齡化影響不大，包括內蒙古、吉林、云南等以省內人口流動為主的地區(qū)。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老齡化得到緩解的地區(qū)都是經濟發(fā)達地區(qū)，而人口老齡化因青年人流出而更為嚴重的經濟欠發(fā)達地區(qū)在老年保障方面的條件也相對較差，這些地區(qū)農村的人口老齡化后果及其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應受到高度重視。

人口流動未來發(fā)展趨勢

回顧發(fā)達國家和新興國家的城鎮(zhèn)化進程和近20年的人口遷移流動，預計中國人口流動還會持續(xù)相當長時間，并且不會在短期內縮小規(guī)模。超大城市人口規(guī)模將繼續(xù)增長，沿海的經濟中心地區(qū)人口將更為密集，而中西部和東北地區(qū)將由于青年人的持續(xù)流出導致人口老齡化加速。不過隨著流動人口構成的變化，可能在流動特征方面會與以往有所不同。

在工業(yè)化和城鎮(zhèn)化過程中，城市人口比例增長往往呈“S”型，根據城鎮(zhèn)化水平和進程可以劃分為起步期、加速期、趨緩期和平穩(wěn)期。已基本完成城市化的發(fā)達國家，最終的城鎮(zhèn)化水平超過70%，甚至90%。世界上人口密度高于中國、城鎮(zhèn)化水平超過60%，且人口超過5千萬的國家有德國、菲律賓、韓國、日本、意大利和英國等。美、歐等發(fā)達國家的城鎮(zhèn)化進程歷經上百年，美國高速城市化發(fā)展階段持續(xù)時間長達60年。而另一些國家的城市化過程則相當迅速，如日本和韓國僅用20年就走完了城市化高速發(fā)展階段。中國的城鎮(zhèn)化率剛超過50%，還有很大的發(fā)展空間，正處于高速發(fā)展階段，且還會持續(xù)相當長時間。農村流向城市的勞動力是人口城鎮(zhèn)化的重要推動力量，未來還會有更多的農村人口遷往城市定居或就地成為城市居民。

盡管在國家的規(guī)劃和政策帶動下，近幾年中西部地區(qū)的經濟發(fā)展勢頭良好，但并不能改變多年形成的區(qū)域梯度格局，東部沿海地區(qū)的優(yōu)勢地位并未改變，對年輕勞動力的吸引力依然遠超中西部。而80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也與上一代有所不同，他們更多人是為了見世面、學技術或離開農村到城市工作，更關注的是發(fā)展前途和提高技能，而非主要為了掙錢養(yǎng)家。盡管很多地區(qū)近幾年連續(xù)增加農民工的工資，但工資收入并不是這些青年流動者考慮的唯一因素。除了更多就業(yè)機會和發(fā)展空間外，城市中的公共政策、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生活質量和社會文化環(huán)境等，都是吸引青年人的重要條件；為了孩子的教育留在城市，也成為相當多年輕流動父母選擇在城市中居留的原因。而東部沿海地區(qū)在這些方面無疑具有相對優(yōu)勢。歐洲的跨境移民研究發(fā)現，高素質的流動者往往在選擇遷入地時有更多考慮和更高標準，社會環(huán)境較差的地區(qū)在吸引高素質流動者時缺乏競爭力。在本地人口老化的趨勢下，利用各種政策和條件吸引年輕高素質的流動者已成為歐洲各國之間的較量。中國東部沿海地區(qū)對于高素質流動者具有更強的吸引力。

人口變化也會影響未來人口流動走向。在獨生子女比例較高、較為集中的地區(qū)，年輕人可能會首先選擇距離較近的城市就業(yè)，或在父母需要時遷回到離家較近的城市，因而減少跨省流動、增加省內流動。有些地區(qū)如4個直轄市和遼寧、黑龍江、吉林、江蘇，2005年30歲以下人口中獨生子女占同齡人比例都超過40%；四川、浙江、內蒙古、山東和湖北的相應比例則在30～40%之間。事實上，2005～2010年間河南已超越四川成為人口流出第一大省，四川的人口變化應當是影響因素之一。

從對流動人口的需求角度看，東部沿海地區(qū)雖然已經人口眾多，但仍需要大量年輕勞動力，其主要原因是這些地區(qū)的人口結構已經老化，而且隨著共和國的同齡人步入老年，老化速度還會更快。對于一個人口而言，年齡結構的調整只有兩種方法：加法和減法，即通過出生和遷入增加年輕人，通過死亡和遷出減少年齡較大的人。從目前發(fā)展趨勢來看，這些地區(qū)的生育率長期走低、沒有明顯提升，隨著經濟社會發(fā)展和社會保障的完善，老年人健康狀況日益改善、壽命延長、死亡率進一步下降。因此，當地無法有效補充年輕人，老年人的遷出也基本不可能。在這種情況下，引入年輕勞動力雖然增加了人口數量，但卻是調節(jié)人口年齡結構、緩解人口老齡化的唯一方法。

維持經濟高速增長，必然需要與年齡結構相適應的勞動力，在年輕勞動力需求和人口規(guī)模控制之間尋求平衡，也是歐洲發(fā)達國家和一些亞洲新興國家共同面臨的難題。例如新加坡在2013年1月的人口白皮書中，針對2025年人口開始萎縮的前景，提出鼓勵結婚生育、歡迎移民的應對策略，計劃每年引進1.5～2.5萬年輕移民。對于新加坡這個城市國家來說，這顯然將會增加居民數量、提高人口密度。雖然政府在白皮書別提出要注意結構和數量的平衡，會謹慎控制移民數量，但還是遭到一些新加坡公民的反對?？磥?，對“調整人口結構就需要做加法、如果不能多生孩子就只能多遷入年輕人”這個道理，不僅決策者需要有所認識，也需要得到社會共識。

討論

在全國工業(yè)化、城鎮(zhèn)化和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審視最近20年的人口流動形勢，雖然人口流動特征和流動人口構成發(fā)生了一些變化，但人口流動的區(qū)域模式和總體特征并未發(fā)生根本改變，預計未來也不會有顯著變化。其根本原因是，人口流動主要由經濟和人口因素所決定，也受到地形和氣候等條件的影響，這些因素都具有自身的規(guī)律或相對的穩(wěn)定性，如沿海城市經濟中心的地位和城市人口老齡化的加速都是可以預見并基本不可能改變的。即使有各地政府不同政策的努力，無論是控制、推動還是引導，人口流動的大格局將不會發(fā)生突變。國際經驗表明，僅靠政府“一廂情愿”式的數量調控和對準入門檻的設置，都不能阻攔勞動力的流入；而當勞動市場受到經濟形勢下滑或金融危機沖擊時，這些外來勞動力會很快退出（如2008年以后的西班牙）。中國一些地區(qū)的“小城鎮(zhèn)化”經歷也說明沒有就業(yè)機會的城鎮(zhèn)是無法吸引年輕人的。因此，作為政府應當放棄違反市場經濟規(guī)律和無視人口規(guī)律的調控政策，順應大勢積極采取應對措施。

大城市人口過分集中，可能會帶來環(huán)境污染、交通擁堵等問題。為緩解這些矛盾，在政策引導人口合理布局，確保區(qū)域人口、環(huán)境、經濟的協調發(fā)展方面，發(fā)達地區(qū)還有進一步作為的空間。流動人口分布的集中是產業(yè)布局、資源集中導致的，要使流動人口的布局更加合理均衡，就必須依據生態(tài)、環(huán)境狀況合理規(guī)劃產業(yè)布局和基礎設施建設，使各區(qū)域的發(fā)展走入良性循環(huán)。目前，我國已形成的三大都市圈（長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京津冀都市圈）吸收的流動人口占到全國流動人口的40%以上，如能繼續(xù)加強大都市的經濟輻射能力，擴大輻射范圍，帶領周邊一批中小城市的發(fā)展，既可緩解流動人口過于集中的狀況，也可促進人口、環(huán)境、經濟之間的良性互動。

篇2

一、人口減少及人才流失原因分析

客觀地講，人口和人才變動趨勢是從農村向城市流動，從不發(fā)達地區(qū)向發(fā)達地區(qū)流動。經濟落后、條件艱苦、失業(yè)率高的地區(qū)，人口和人才流動的驅動力越強。大興安嶺作為高寒地區(qū)、偏遠山區(qū)和經濟欠發(fā)達地區(qū)，是典型的人口和人才輸出型地區(qū)。1.醫(yī)療衛(wèi)生和教育行業(yè)人才流失較多。五年間，全區(qū)衛(wèi)生行業(yè)人才流出141人，占衛(wèi)生行業(yè)同層次人才的8.3%，且主要是學科帶頭人或中高級職稱的業(yè)務骨干。教育行業(yè)中高級職稱教師人才流出21人，占中高級職稱教師比重為0.6%。2.大學生畢業(yè)后異地就業(yè)導致人才大量流失。五年間，全區(qū)高考大學生13742人，回到本地就業(yè)和待就業(yè)的僅有4391人，68%的大學畢業(yè)生選擇在發(fā)達地區(qū)安家和就業(yè)，造成本地培養(yǎng)的優(yōu)秀人才大量流失。3.氣候寒冷、收入水平偏低導致人才外流。目前，全區(qū)在崗職工平均工資30283元，居全省11位，分別比全省、全國平均水平低8315元、17310元。特別是中高端人才在發(fā)達地區(qū)就業(yè)與在本地就業(yè)相比，收入水平平均高出2倍—40倍不等，且氣候條件、生活環(huán)境較為優(yōu)越，這是發(fā)達地區(qū)吸引人才的壟斷性優(yōu)勢。4.就業(yè)空間有限導致適齡勞動力外出務工。天保工程實施以來，全區(qū)森工采運業(yè)逐年萎縮，新興產業(yè)吸納就業(yè)人口空間有限，機關、事業(yè)單位及林業(yè)職工是我區(qū)就業(yè)主渠道，從業(yè)人員達到70980人，占從業(yè)人員比重78.5%；公有制企業(yè)從業(yè)人員10292人，占比重11.3%；非公有制企業(yè)僅能容納就業(yè)人口9195人，占比重10.2%，企業(yè)就業(yè)空間和領域較小，特別是林區(qū)經濟發(fā)展的現狀還不能提供與發(fā)達地區(qū)同等機遇、待遇的就業(yè)崗位，導致外出務工人員逐年增加。5.隨遷家屬及異地養(yǎng)老人數增加。由于人才外流，隨遷家屬的人數也不斷增多，或隨夫隨妻或隨子女外遷，按一家三口計算，五年間因人才流失隨遷家屬的人數約為11200余人。我區(qū)地處寒溫帶，冬季時間長、早晚溫差大，部分離退休老人選擇溫度適宜的城市養(yǎng)老，而且人數逐年增加。

二、人口輸出及人才流失對全區(qū)影響分析

按照目前每年人口及人才凈流出測算，到2020年，我區(qū)常駐人口將減少到44萬人，2030年減少到34萬人。人口和人才流失勢必會對我區(qū)的經濟發(fā)展造成一定的影響，主要影響有：1.專業(yè)技術人才流失影響經濟發(fā)展。目前，我區(qū)共有法人單位4099戶，擁有專業(yè)技術人員21214人，從專業(yè)人員平均配備比例看，戶均不足6人。而我區(qū)目前處于轉型發(fā)展的關鍵時期，專業(yè)技術人員的匱乏和流失，必將制約經濟社會發(fā)展。2.文教衛(wèi)生行業(yè)軟件“瓶頸”突顯。五年間，我區(qū)對各縣區(qū)和鄉(xiāng)鎮(zhèn)醫(yī)院均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改建和擴建，并引進了先進的醫(yī)療設備，硬件環(huán)境大為改觀。但人才軟實力提升相對緩慢，醫(yī)務人員整體醫(yī)療技術水平偏低、中高端人才外流現象，使部分病患者對在本地就醫(yī)產生不信任感，導致大量病患外出醫(yī)治。教育骨干力量流失雖然有所緩解，但每年還是有一些優(yōu)秀教師外流，導致我區(qū)初中升高中的尖子生異地求學，使部分優(yōu)質生源不斷流失。3.新興產業(yè)人才短缺現象更加突出。隨著國家全面停止龍江森工和大興安嶺森工商業(yè)性采伐，我區(qū)進入了全面經濟轉型的攻堅階段，著力發(fā)展具有林區(qū)特色的生態(tài)旅游、綠色礦業(yè)、綠色食品、北藥開發(fā)等資源稟賦型產業(yè)，但企業(yè)發(fā)展需要高水平研發(fā)、管理人才、職業(yè)經理人等，產業(yè)技能型人才和高層次管理人才匱乏，將會成為制約產業(yè)發(fā)展的一個重要瓶頸。4.勞動力季節(jié)性“用工荒”頻現。隨著人口的加速遞減，帶來適齡勞動人口加速減少，季節(jié)性用工短缺現象較為突出。盡管我區(qū)從業(yè)人員平均工資由2009年的19460元增加到30283元，年均增加2165元，但勞動力外流現象仍然十分嚴重，每年山產品采集期、企業(yè)生產期、建設項目施工期，勞動力季節(jié)性“用工荒”仍然十分突出。每到夏季施工季節(jié)，每天建筑工人日均工資達到200-300元，仍然很難雇到勞動力。5.林業(yè)生產一線職工老齡化趨勢明顯。從1964年開發(fā)建設以來，全區(qū)涌現一批吃苦耐勞，默默奉獻的伐木工人，他們抗風雪，斗嚴寒，吃著冷硬的食物，多數人都患有風濕病、關節(jié)炎、胃炎等職業(yè)病。在6774人的木材采運一線生產工人中，年齡在40以上的占到53.8%。在全面停止商業(yè)性采伐后，有相當一部分一線生產工人不能再從事體力勞動，無法再轉崗分流到其他崗位。而80、90后的年青人，因生產條件艱苦，不愿再從事森林管護和森林撫育等林業(yè)生產任務，林業(yè)生產一線職工出現“斷檔”，后續(xù)力量匱乏的現象將日益嚴重。

三、對策建議

篇3

【摘要】 目的 探討北京市豐臺區(qū)流動人口精神衛(wèi)生健康狀況，為政府制定相應精神衛(wèi)生政策和干預措施提供依據。 方法 隨機抽取北京市豐臺區(qū)三個鄉(xiāng)的六個自然村中650名流動居住人口，采用問卷調查表及訪談相結合的方法進行調查分析。 結果 流動人口文化水平較低，精神衛(wèi)生知識匱乏，對精神衛(wèi)生知識了解者僅占12.3%。了解渠道單一，其中53.13%為電視、24.15%為報紙書籍宣傳資料、17.33%為健康講座社區(qū)宣傳、97.04%希望獲得法律法規(guī)的幫助、91.74%希望獲得預防治療康復知識、54.05%希望獲得福利與保障政策、24.30%希望獲得精神疾病診療機構情況。流動人口中存在著一定數量的精神疾病患者，在住院患者中所占比例呈逐年上升的趨勢。 結論 流動人口對精神疾病知識了解極少，精神健康知識需求非常迫切；加強對流動人口的精神衛(wèi)生健康教育，提高對精神疾病的認識，并將精神疾病患者納入管理體系之中，是我們今后的重要任務之一。

【關鍵詞】 流動人口；精神衛(wèi)生；精神疾病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Fengtai District of Beijing to provide bases for enacting corresponding mental health policy and intervention provision. Methods Investigations were conducted using combinations of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in 650 floating resident populations randomly selected from 6 hamlets of 3 townships in Fengtai District. Results The floating populations had lower literacy and were short of mental health knowledge，and only 12.3% of them understanded mental health knowledge.understanding canal was single，53.13% from TV， 24.15% from propaganda informations e.g. newspaper and books，17.33% from community health lecture、97.04% expected to obtain assistances of laws and regulations，91.74% knowledge of prevention，cure and rehabilitation，54.05% welfare and guarantee policy and 24.30% information of diagnosing and trating facolity for mental disorders. There were some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their proportion in hospitalized patients ascended year by year. Conclusion Floating populations are much short of mental disorders and need mental health knowledge very urgently；One of our coming important responsibilities is to enhanc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improve their recognition of mental disorders and bring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 into management system.

【Keywords】 Floating population；mental health；mental disorder

隨著首都科技、文化、經濟的迅速發(fā)展，大量的流動人口涌入北京，尋求發(fā)展與就業(yè)，豐富了北京市場，方便了居民購物，為北京的進一步發(fā)展和建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豐臺區(qū)地處城鄉(xiāng)結合部，擁有流動人口近70萬人，其公共衛(wèi)生問題日益凸顯，根據我國1993年七個地區(qū)的流行病學調查中精神障礙患病率為13.47‰［1］計算，豐臺區(qū)流動人口中精神障礙患者近萬名。為了提高這一群體的精神衛(wèi)生健康水平，為職能部門制定相應干預措施或政策提供相關依據，我們進行了相關的調研工作，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隨機抽取北京市豐臺區(qū)三個鄉(xiāng)的六個自然村中650名流動居住人口為調查對象。

1.2 調查方法 采取問卷調查和當面訪談相結合方法進行調查：（1）自行設計問卷式調查表。（2）在村委會協助下向流動人口住戶統一發(fā)放問卷式調查表，并進行填表培訓，個人填寫完畢后，統一收回。（3）入戶訪談，統一問卷指導語，采用一對一方式進行填寫，防止誘導或暗示。

1.3 調查內容 (1)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在京職業(yè)、來京時間；(2)對精神疾病的了解程度、方式、周圍是否有類似患者；(3)生活工作中存在的壓力、希望得到的幫助、解決方式；（4）其他情況。

1.4 收集豐臺區(qū)精神病防治院近3年流動人口精神疾病就診的情況。

1.5 對上述調查結果進行統計整理分析。

2 結果

經村委會協調發(fā)放問卷式調查表共650份，收回有效表格612份，入戶調查30份，共回收合格調查表642份，回收率94.41%。

2.1 一般資料 642份有效調查問卷中，男351名(54.67%)，女291名（45.32%）；年齡17 a～55 a，平均（38±7.8） a；文化程度：文盲5名，均為50 a以上者，小學及以下164名（25.5%），小學以上至初中畢業(yè)354名（55.1%），初中以上至高中畢業(yè)87名（13.5%），大專及以上32名（5.0%）；來京時間7 mo～21 a，平均（8±6.9） a；從事職業(yè)以工人、商業(yè)服務人員和個體工商戶為主（82.7%），企業(yè)管理和技術人員占9.6%；收入水平：技術人員收入最高，個體商販收入最低。精神疾病患者8名。

2.2 被調查者對精神疾病了解程度、了解方式及希望獲得幫助的調查結果，見表1。

表1 被調查者希望獲得的幫助（略）

表1顯示，北京市豐臺區(qū)流動人口對精神疾病不了解者占45.17%、稍微了解者占42.52%、十分了解者僅占3.58%。了解方式53.13%為電視、24.15%為報紙書籍宣傳資料、17.33%為健康講座社區(qū)宣傳。97.04%希望獲得法律法規(guī)的幫助、91.74%希望獲得預防治療康復知識、54.05%希望獲得福利與保障政策、24.30%希望獲得精神疾病診療機構情況。

2.3 心理壓力與應對方式 被調查的642名流動人口中均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心理壓力，主要為生活壓力，對環(huán)境的不適應、家人的分離等。采取的應對方式：積極改變現狀者196名（30.53%），保持現狀被動等待者372名（57.94%），怨天尤人者74名（11.53%）。

2.4 精神病防治院統計資料 從豐臺區(qū)精神病防治院統計的數據顯示，近3 a的門診就診人數中有12.4%的患者為流動人口，主要分為兩類：來北京前已經患病，到北京后患病。住院患者中流動人口所占比例也呈逐年上升的趨勢。

3 討論

3.1 流動人口學特征及精神健康狀況 本調查顯示，流動人口文化水平較低，小學文化程度占25.5%，初中文化程度占55.1%，高中文化程度占13.5%，文盲占0.78%。調查中發(fā)現有8名為精神疾病患者，按此比例推算，流動人口中存在精神疾病患者大約9000余名，與全國流行病學調查的結果基本一致［1］。

國內有文獻報道了城市外來人口中的精神衛(wèi)生狀況［2，3］，在未來十幾年中，夫妻分居、夫妻子女分居等家庭模式仍然是流動人口家庭的主要模式，社會支持系統匱乏作為重要因素，仍將影響這一特定人群的精神衛(wèi)生健康水平，處于生活、工作重壓下的流動人口在特定的環(huán)境下很容易產生心理障礙。

調研中發(fā)現在流動人口中精神衛(wèi)生保健意識淡薄，精神衛(wèi)生知識匱乏，認為精神衛(wèi)生保健工作重要者僅占12.3%。90%左右的流動人口中對精神衛(wèi)生管理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因此，加強精神衛(wèi)生知識的宣傳，提高流動人口的心理免疫力，使他們能夠正確應對來自多方的應激情況，是我們今后工作的重要任務之一。

本調查還顯示，流動人口獲得精神衛(wèi)生知識渠道單一，以被動接受電視、廣播、雜志書籍、音像制品等學習方式者居多，而選擇醫(yī)護人員和科普知識講座途徑者較少。這可能與醫(yī)療保健機構和知識講座是一種直接與醫(yī)務人員溝通且針對性較強的知識傳播方式，受時間、地點、人員等因素限制等，難于滿足人們的知識需求；而廣播、電視等大眾媒體傳遞快、信息量大、通俗直觀，不為時間地點所限等因素有關。精神衛(wèi)生知識專業(yè)性較強，因此，我們既要引導流動人口通過各種媒體獲得精神衛(wèi)生知識，還要充分利用醫(yī)療保健優(yōu)勢，加大宣教力度，拓寬宣教渠道，提供多角度講實效的知識講座機會，以滿足不同層次需求。

3.2 流動人口與精神疾病 在人類歷史上，移民被看成背井離鄉(xiāng)、不安全及痛苦的經歷，1685年瑞士醫(yī)生Hofer 就描述人們對離開自己家園的反應特征，他將之稱為“思鄉(xiāng)病”。Jasper研究了18～19世紀的醫(yī)學文獻中較多的思鄉(xiāng)病，總結的癥狀有：長期的懷鄉(xiāng)、憂郁癥、失眠、不思飲食，虛弱、焦慮、彌散性疼痛，緊張甚至昏迷。

移民對精神健康的影響可以歸結為兩類因素，一類是社會學因素，如都市化緊張，生活變化，種族歧視，缺乏社會支持，貧窮造成的經濟應激等。另一類是文化人類學因素，如文化的喪失，文化移入造成的緊張，文化適應困難引起的文化休克等［4］。同時受文化背景的影響，中國人認為患精神疾病會被歧視，因此常只將軀體疾患標為醫(yī)學疾患，而心里問題不標出，長期的心理問題的堆積最終可能導致精神疾病的發(fā)生。

國內亦有文獻報道了流動人口中或流浪精神病患者的狀況，提出了相應的建議和管理辦法［5，6］。通過豐臺區(qū)精神病防治院門診及住院患者的調查，發(fā)現流動人口中精神疾病患者，男多于女，這可能與流動人口中男性多與女性有關。以青壯年、未婚、低文化素質者為主。提示流動人口整體素質較低，加之長期生活在經濟較落后地區(qū)，當進入經濟較發(fā)達的新居地后，雖與移居國外的移民有所不同，他們不存在言語障礙，但仍存在著很多不利因素，如社會支持、就業(yè)問題、婚姻與家庭穩(wěn)定問題、人際關系、生活習慣適應問題及醫(yī)療保健等問題。正是由于流動人口呈低文化層次，當面對外界大量負性刺激時，極易誘發(fā)精神疾病。

流動人口精神衛(wèi)生管理工作任重而道遠，隨著北京市外來人口的增多，他們?yōu)楸本┑纳鐣洕l(fā)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也將在北京的進一步發(fā)展中發(fā)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他們完全有權利獲得與北京常住人口同等的公共和準公共衛(wèi)生服務。但由于其人群的特殊性，如流動性大、經濟收入較低和健康衛(wèi)生意識較弱等特點，在為他們提供的服務內容上，應該與常住人口有所不同和側重，根據他們的特點更好地為他們服務。因此針對流動人口的精神健康狀況及精神疾病的管理，建議如下：(1)根據《北京市精神衛(wèi)生條例》規(guī)定，精神病患者屬地管理，目前北京市已經建立了精神病患者三級防治網絡，把流動人口的精神病患者納入當地的防治網絡中，是一種切實可行的辦法。(2)精神衛(wèi)生問題是公共衛(wèi)生問題，需要全社會、各部門積極參與，政府部門應明確職責，協調衛(wèi)生、殘聯、公安、民政等各個部門的工作，給予必要的政策傾斜，提供可操作的政策指導。(3)加強流動務工人員的管理，尤其對高危人群如既往有精神病史的人員加強管理，建立健康檔案及時提供社會支持，防患于未然。(4)流動人員接受保健服務的主要地點在社區(qū)和區(qū)縣級醫(yī)療保健機構，建議政府應重視基層衛(wèi)生工作，建立配套的綜合激勵機制，給予必要的支持和幫助。同時精神健康保健機構應把建立社區(qū)健康服務作為重要任務，主動深入社區(qū)。(5)進一步開展精神衛(wèi)生知識服務，宣傳普及精神衛(wèi)生知識，力爭對精神疾病做到早期發(fā)現、早期干預、早期治療。

參考文獻

［1］ 沈漁邨.精神病學［M］.第4版.北京：人民衛(wèi)生出版社，2001：101

［2］ 徐順生，陽勝秋，黃永蘭，等.建筑民工心理衛(wèi)生狀況分析［J］.健康心理學雜志，1998，4（6）：437

［3］ 孫建中，李曼琴，吳蘭蘭.安徽民工心理衛(wèi)生調查［J］.健康心理學雜志，1999，1（7）：38

［4］ 吉華平.移居、文化變異與精神健康［J］.國外醫(yī)學社會醫(yī)學分冊，1990，4（7）：159

篇4

【關鍵詞】 惠州市惠陽區(qū)；流動人口；未婚女性；人工流產；避孕知識

DOI：10.14163/ki.11-5547/r.2016.19.209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contraceptive knowledge after artificial abortion by unmarried female among floating population in Huiyang district of Huizhou city WEN Hua-ying， WEI Ji-lian， YANG Xing-juan. Guangdong Huizhou City Huiyang District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uizhou 51621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contraceptive knowledge after artificial abortion by unmarried female among floating population in Huiyang district of Huizhou city， an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of reproductive health level in childbearing-age women. Methods Face-to-face questionnaire was taken to research contraceptive knowledge after artificial abortion by 660 unmarried female among floating population in Huiyang district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There were 69.55% of unmarried female among floating population knowing 11 contraceptive ways， such as intrauterine device and condom， 7.27% having detailed knowledge of application way， principle and relative merits， and 20.91% having no knowledge of the mentioned contraceptive way. There were 39.09% of the women gaining their knowledge from television or radio， 30.45% from newspaper， magazine， book and leaflet， 20.15% from network， and 10.30% from training class and advisory service. Conclusion Enhancement of reproductive health education for unmarried female among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active promotion and publicity of contraceptive knowledge by family planning and health departments are necessary for reducing artificial abortion and repeated abortion rates， and improving reproductive health level.

【Key words】 Huiyang district of Huizhou city； Floating population； Unmarried female； Artificial abortion； Contraceptive knowledge

人工流產作為一種避孕失敗的補救措施， 是非意愿妊娠婦女的選擇， 但是女性在接受人工流產會導致并發(fā)癥的發(fā)生[1]， 嚴重危害女性健康。本研究對惠陽區(qū)所有計劃生育服務點660例流動人口未婚女性的避孕情況進行調查訪問， 現將結果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篇5

1　資料與方法

以外省市來本區(qū)居住3個月以上者為監(jiān)測對象。采 用血清學檢測方法。在同一張PVC薄膜抗原片上采用免 疫酶染試驗(1EST)方法同時檢測血吸蟲、瘧原蟲、絲蟲抗 體。血吸蟲抗體滴度IEST>≥：10作為病原學檢查和治 療的對象。瘧原蟲抗體滴度IEST≥1：5應作病原學檢 查，IEST≥1：10應作病原學檢查并進行抗瘧治療。絲蟲 抗體滴度IEST≥1：10應作病原學檢查，陽性者進行病原 治療。

2　結果

2.1　監(jiān)測覆蓋率

1995-2008年全區(qū)所有街道均開展了“三病”監(jiān)測， 覆蓋率為100％。登記在冊的外來流動人口數總計為 373 107人，14年共監(jiān)測流動人口37 050人，平均人群覆 蓋率9.93％(表1)。

2.2　血清學監(jiān)測

1995-2008年共監(jiān)測37 050人次，“三病”抗體總陽 性557人，陽性率為1.50％(表2)。

2.2.1　血吸蟲病監(jiān)測IEST共檢測37 050人，抗體陽 性426人，陽性率為1.15％，其中1：5陽性423人，1：10 陽性3人。根據血吸蟲抗體滴度檢測結果，應治療3人， 實際對3人進行了病原治療，治療率為100％。

2.2.2　瘧疾監(jiān)測IEST檢測37 050人，抗體陽性123 人，陽性率為0.33％，其中1：5陽性119人，1：10陽性4 人。根據瘧原蟲抗體滴度檢測結果，應治療4人，實際對 4人進行了預防性治療。治療率為100％。

2.2.3　絲蟲病監(jiān)測IEST檢測37 050人，絲蟲抗體陽 性8人，陽性率為0.02％，其中1：5陽性6人，1：10陽性 2人。

3　討論

隨著城市化建設的加速，盧灣區(qū)外來流動人口日益 增多。從1995年的6 000余人增至2008年的47 000余 人。這些人員大都來自上海周邊“三病”感染率較高的 省市，給本市的衛(wèi)生防疫管理帶來了較大的壓力。做好 外來流動人員的“三病”監(jiān)測，是本區(qū)寄生蟲防制工作的 重點。

本區(qū)“三病”監(jiān)測的人群覆蓋率自2004年以后有所 下降。分析原因主要有兩方面，一是流動人員的界定問 題，目前本區(qū)主要在從業(yè)人員預防性體檢中鑒別流動人 員進行“三病”監(jiān)測，但外來流動人員在上海一定年限后 鑒別較困難，且因傳染期已過，監(jiān)測意義不大。有的外來 流動人員不是流行區(qū)來的，亦無監(jiān)測的必要。另一方面 由于上海“三病”的發(fā)病數甚少，以至群眾對檢測的意義 認識不足，依從性較差，覺得沒有必要進行“三病”檢測。

本區(qū)1995-2008年“三病”各病種陽性率均處于較 低水平，監(jiān)測總陽性率為1.50％(0.15％～2.89％)。 2007--2008年血吸蟲病陽性率有較明顯升高。由于上海 市血吸蟲病發(fā)病率一直維持在0.01／10萬以下的水平， 這可能由于近年來本中心檢驗人員變動所引起的系統誤 差造成。

十多年的“三病”監(jiān)測工作有助于本市控制“三病” 疫情。近年來本市“三病”發(fā)病率一直較低，從1979年以 來，本市沒有發(fā)生內源性血吸蟲病感染患者，1981年起瘧 疾年發(fā)病率已低于1／10萬，2003年瘧疾年發(fā)病率已降至 0.13／10萬，絲蟲病的年發(fā)病率為0?！叭　北O(jiān)測陽 性率也相應偏低。2001-2003年，上海市“三病”監(jiān)測總 陽性率為0.85％，其中血吸蟲病陽性率為0.55％，瘧疾 陽性率為0.28％，絲蟲病陽性率為0.02％。而本區(qū) 1995-2008年“三病”監(jiān)測總陽性率為1.50％，其中血吸 蟲病陽性率為1.15％，瘧疾陽性率為0.33％，絲蟲病陽性 率為0.02％，各病種的陽性率均偏低，因此，提高監(jiān)測的 敏感性尤為重要。

篇6

1.流動人口的規(guī)模有較大增長根據相關統計資料(見表1)，在山西戶政部門的登記中，暫住人口2003年有57.09萬人，2011年增長到132.6萬人，在這8年時間里，共增長了232.26%。盡管暫住人口只是流動人口的一部分，但是，暫住人口的發(fā)展狀況已經反映出近年來山西流動人口的規(guī)模有了較大增長。2.流動人口中女性比例逐漸擴大，男性比例相應降低根據有關統計資料(見表2)，山西暫住人口從2003年到2011年的所占比例，女性由18.32%上升到32.47%，男性由81.68%下降到67.53%，這就說明，山西流動人口中，近年來女性所占比例逐漸升高，男性比例不斷降低。3.流動人口中務工人員比例不斷上升，經商人員比例不斷下降根據有關統計資料(見表3)，山西暫住人口中，務工人員人數呈逐年增長趨勢，2011年的統計數字是81.10萬人，2003年則是44.46萬人，增長了82.41%;其在暫住人口中所占比例由2003年的77.88%上升到2009年的84.80%;到2011年，這個比例雖然下降為63.20%，仍占暫住人口的6成以上。其次是暫住人口中經商人員在減少，2003年所占比例是19.97%，到了2011年則降至10.24%，8年期間共下降9.73個百分點。這就表明，近些年來山西流動人口中務工人員人數在逐年增加，經商人員人數則在不斷減少。資料顯示，山西務工人員約占流動人口總數的63.2%;經商人員次之，占比約為10.24%;務農人員和保姆只占極小比例。4.流動人口中暫住一年以上的有較大幅度提升，暫住一年以下的有所下降統計資料顯示(見表4)，在暫住人口的暫住時間方面，2003年，暫住一個月以下的有9.28%，暫住一個月至一年的有62.89%，合計為72.17%。到2011年，上述兩個時間則分別為10.26%和49.02%，合計59.28%，比2003年下降了12.89個百分點。到了2011年，暫住一年以上的是40.72%。據此分析，山西流動人口中，在城市中暫住一年以上者的比例在逐年上升，而暫住一年以下者的比例則在不斷下降。5.來自省內的流動人口數量有較大幅度增長，來自省外的流動人口數量則呈明顯的減少趨勢根據有關統計資料(見表5)，山西的暫住人口中，從人員來源看，來自省內者所占比例從2003年的36.48%上升到2011年的54.41%，提高了17.93%;來自省外者所占比例則從2003年的63.51%下降到2011年的45.54%，降低了17.97%。這顯示出，山西的流動人口中，來自省內的比例有較大幅度上升，來自省外的比例則相應在降低。6.流動人口的居住狀況近年來逐漸有所改善從暫住人口的居住處所情況來看(見表6)，2003年到2011年，居住在租賃房屋者(27.57%～32.04%)所占比例有一定程度上升，居住在工地現場者(35.08%～20.97%)所占比例分別有較大幅度下降，居住在單位內部(24.33%～21.06%)的比例有所下降。表明近年來山西流動人口的居住狀況在逐漸改善。暫住人口中居住在租賃房屋、工地現場和單位內部者所占比例較大，合計近3/4。

二、山西流動人口發(fā)展趨勢

根據2003～2011年山西暫住人口的基礎數據，運用線性擬合預測的方法，對2015年和2020年山西暫住人口部分指標的發(fā)展趨勢進行預測。1.流動人口規(guī)模發(fā)展趨勢預測根據2003年～2011年山西暫住人口總數的基礎數據(見表7)，應用線性擬合的方法預測:(1)到2015和2020年，山西暫住人口的總數將分別達到147.79萬人和191.78萬人，分別約為2011年的1.11倍和1.45倍。(2)暫住人口中，男性所占比例將由2011年的68.76%逐步降低到2015年的65.66%和2020年的63.31%，女性所占比例則相應逐步提高。由此推斷，今后一段時期，山西流動人口在總體規(guī)模繼續(xù)擴大的同時，男性所占比例將繼續(xù)逐步降低，女性所占比例則相應有所提高。2.流動人口職業(yè)分布趨勢預測根據2003～2011年山西暫住人口主要職業(yè)分布的基礎數據(見表8)，采用線性擬合預測:(1)到2015年，山西暫住人口中的務工人員、經商人員和務農人員將分別約達到94.18萬人、11.4萬人和1.15萬人;到2020年，山西暫住人口中的務工人員、經商人員和務農人員將分別約達到116.01萬人、12.08萬人和1.2萬人。(2)到2015年和2020年，山西暫住人口中的務工人員所占比例將先后達到約63.73%和60.49%，山西暫住人口中的務工人員人數分別相當于2011年務工人員數的1.16倍和1.43倍。可以推斷，今后一段時期，山西流動人口主要職業(yè)分布的大致趨勢是:在總體規(guī)模逐步擴大的同時，務工人員人數不斷擴大，其所占比例仍保持在60%以上，其他主要職業(yè)的從業(yè)人數變化不大。3.流動人口暫住時間分布趨勢預測依據2003～2011年山西暫住人口的不同暫住時間的分布基礎數據(見表9)，經線性擬合預測得到:(1)到2015年和2020年，山西暫住人口中，暫住“一年以上”者將先后達到62.14萬人和84.31萬人，分別相當于2011年(53．99萬人)的1.15倍和1.56倍;其占暫住人口總數的比例將由2011年的36.86%，先后分別達到2015年的42.08%和2020年的43.99%。就是說，暫住“一年以上”的長期居住者的人數和所占比例均會不斷增長。(2)到2015年和2020年，山西暫住人口中，暫住“一個月至一年”者將先后逐步達到71.33萬人和87.87萬人，分別相當于2011年(65萬人)的1.1倍和1.35倍;其占暫住人口總數的比例，則將由2011年的51.45%逐漸下降為2015年的48.30%和2020年的45.85%。暫住“一個月至一年”者人數將不斷增長，但其所占比例則逐步下降?？梢酝茢喑?，今后一段時期，山西省的流動人口數量及其所占比例，居住“一年以上”的將會持續(xù)增長，居住“一年以下”的則會逐漸縮小。

三、山西流動人口治理方面的創(chuàng)新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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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京津冀 人才流入 人才流出 受教育程度

中圖分類號：C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91（2017）03（a）-0213-02

1 京津冀區(qū)域的人口流動的總量

京津冀地區(qū)是全國流動人口的主要流向地之一，北京市和天津市為流動人口的集中流向地。京津冀區(qū)域內人口流動規(guī)模遠大于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qū)，2015年初，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流動人口總量已經超過1 400萬人。

根據第五、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分析京津冀三地的人口流動情況（見表1～3），通過表1可以看出，2000―2010年北京市流入人口有245.6萬增加到704.5萬，增加了458.9萬人，其中由河北流入北京的人口有2000年的55.5萬增加到2010年的155.9萬，年均增長10萬人，占北京人口總流入的22%，這個比例十年間基本不變；河北流入天津的人口十年間也增長了55.3萬，年均增長5.5萬人，占河北人口總流出的比例由2000年的16.7%增長到2010年的21.6%。

根據《北京社會治理發(fā)展報告（2015―2016）》稱，自2010―2014年四年間，北京市戶籍人口機械增長總量為455 132人。其中，由河北省凈遷入80 032人，占四年來北京市戶籍人口機械增長率的17.58%，四年間增長比率持續(xù)增加。在北京市戶籍人口自然增長率基本穩(wěn)定的情況下，北京市戶籍人口年均增長率中近1/5來自河北省。此外，河北籍流動人口占北京市流動人口的1/5強且呈逐年上升趨勢。截至2014年初，河北籍在京流動人口數為181.97萬人，占北京市流動人口總數的22.69%。在2010年至2014年間，在京河北籍流動人口占全市流動人口的比重呈持續(xù)上升趨勢。

相比之下，北京流入河北、天津的人口驟減，2000年北京流入河北人口2.9萬人，占北京人口流出比例的31.6%，流入天津僅僅0.5萬人，占北京人口流出比例的4.8%；2010年北京北京流入河北的人口增長到7.5萬人，這只是河北流入北京人口的1/20，2010年流入天津2.3萬人，占北京人口總流出的8.3%。

2 京津冀區(qū)域人才流動的受教育狀況

京津冀區(qū)域流動人口的數量差異巨大，但是，未來各地對流動人口的競爭不再是數量的競爭，而是流動人口素質的高低，流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間接的反映了流動人口的素質?，而一個地區(qū)流動人口素質的高低不僅與當地的就業(yè)需求有關，也與當地吸引人才的政策和措施有關。

從表4可以看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北京地區(qū)流動人口中具有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占56.1%，而具有大學專科的比例為11%，具有大學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比例占13.3%；與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對比，特別是大專及以上人口比例由2000年的9.88%迅速提升到2010年的24.35%，增長了14個百分點，流動人口學歷水平的提升，折射出北京市吸納高層次就業(yè)人口的能力在提升。

與北京地區(qū)流動人口受教育程度相比，津冀略差尤其是津，天津地區(qū)流動人口中具有具有初8.9%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占71.6%，而河北地區(qū)的這個比例為67.9%，兩個地區(qū)的這個比例相差不大；而具有大學?？频谋壤旖驗?.2%，低于河北的8.9%，與北京相比，低于北京近5個百分點；具有大學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比例天津僅為3.6%，低于北京近10個百分點，河北的這個比例為8.1%。

單獨從高受教育程度和低受教育程度兩個處于極端的比例來看，不好對總體受教育水平的高低進行精確的比較，為此引用北京大學喬曉春教授的《中國跨省流動人口狀況―基于“六普”數據的分析》計算出各類受教育完成的年限，計算了不同省份15歲以上流動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結果顯示，流動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北京最高為10.87年，其次是河北的9.87年，天津最低。

3 結論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經濟發(fā)展的比較優(yōu)勢以及人才發(fā)展的良好環(huán)境促進了京津兩地大量人力資本的遷入，相對于周邊的河北省，京津兩地對人才具有明顯的吸引力。人才流動的根本原因是人才自我實現的需要和對最大化的追求，從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趨勢分析來看，2014年京津冀三地該指標依次達到44 488.6、28 832.3、16 647.4元，北京和天津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相當于河北的2.67倍、1.73倍。從職工工資來看，2014年北京市城鎮(zhèn)單位就業(yè)人員平均工資為102 268元，天津為72 773元，相當于河北45 114元的2.27倍和1.61倍。2014年全國職工平均工資水平為56 360元，高于河北11 246元，可以看出，河北的工資水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更別說與京津的比較了。由于對未來沒有很好的預期，人才被京津兩地高薪所吸引，大量高層次人才流失，“人才洼地”現象嚴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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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流動方式

個體勞動力變家庭化遷移

調查顯示，超六成的已婚新生代流動人口與全部核心家庭成員在流入地共同居住。

這些80后的年輕人，選擇的流動方式正由生存型向發(fā)展型轉變：進入城市不僅是為了掙錢，對未來發(fā)展有更多新期待；流動方式由個體勞動力流動向家庭化遷移轉變；流動形態(tài)由“鐘擺式”向在城市穩(wěn)定生活、穩(wěn)定工作轉變。超過六成的80后流動人口，最近3年沒換過工作。

《報告》分析，家庭化遷移使流動人口在流入地更容易產生歸屬感，有利于增強其幸福感。《報告》建議，政府部門制定流動人口相關的政策要適應家庭化流動趨勢，滿足流動人口家庭而非個人的需求。

工資收入

4月平均收入3287.8元

國家衛(wèi)生計生委調查顯示，今年4月就業(yè)流動人口的平均工資收入為3287.8元，比去年同期增長4.9%。流動人口主要就業(yè)于私營部門或從事個體經營，就業(yè)集中在制造業(yè)等五大行業(yè)。

制造業(yè)一直是吸納流動人口就業(yè)最主要的行業(yè)，但近兩年流動人口在制造業(yè)從業(yè)比例連續(xù)下降。2013年最新調查數據顯示，制造業(yè)從業(yè)人員比例為33.3%，較2011年下降4.1個百分點。第三產業(yè)就業(yè)比例出現上升趨勢，2013年在批發(fā)零售和住宿餐飲行業(yè)就業(yè)的比例分別為20.1%和11.3%，比2011年分別上升2個百分點和1.4個百分點。

婚育狀況

已婚育齡婦女1/4“流動”

流動人口一直是衛(wèi)生和計劃生育基本公共服務的弱勢人群。國家衛(wèi)生計生委推算，2012年流動已婚育齡婦女約6307萬人，占全國已婚育齡婦女的近1/4。流動人口家庭上一年出生的孩子數量約占全國同期出生數量的1/3，已孕婦女選擇在現居住地分娩的比例已接近70%。

王謙說，在孕產期保健、兒童健康管理、預防接種等方面，流動孕產婦和兒童是衛(wèi)生計生部門應關注的重點人群。同時，新生代流動人口婚前同居、婚前懷孕、生殖健康問題比較突出，這些對流動人口衛(wèi)生計生服務管理是挑戰(zhàn)。

焦點

流動人口不是“超生大軍”

近年來，曾有大城市為控制人口增長，對流動人口的升學、就業(yè)、購房等，出臺諸多限制政策。還有人認為，現在各地計劃生育政策只限制本地城市戶籍居民，流動人口可以隨意“超生”，缺乏監(jiān)管；而且，多生的孩子，還要占用城市的各種公共資源。昨天，國家衛(wèi)生計生委流動人口司司長王謙明確表示，流動人口家庭的生育率與總人口平均生育率相差無幾，他們不是所謂的“超生大軍”。

篇9

近年來，北京城市人口規(guī)模呈現快速膨脹趨勢，城市資源承載和運行保障壓力不斷加大?！芭Χ糁迫丝跓o序過快增長”已被北京市“十二五”規(guī)劃綱要列為未來五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市長郭金龍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加強人口調控管理”，“抓緊研究制定人口有序管理的一攬子政策措施”。

首都北京調控人口規(guī)模箭在弦上，市民矚目，全國關注。

常住總人口已突破2020年的控制目標

“如果將駐京部隊、在社會上散居未登記的和短期從外地來京探親訪友、旅游觀光、就醫(yī)療養(yǎng)的流動人口估算在內，北京流動人口的總量已超過1000萬?！?/p>

2010年，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和北京市政協常委會相繼組織專題調研組調研北京人口規(guī)模問題，并就此提出專題報告，記者采訪相關人士了解到，依據這兩個專項調研，北京人口規(guī)?？焖倥蛎浘哂兴拇蟊憩F。

一是常住總人口已突破2020年的控制目標。

相關調研數據表明，截至2009年底，北京市實際常住人口總數為1972萬人，已經突破了國務院批復的《北京城市總體規(guī)劃(2004年-2020年)》確定的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總量控制在1800萬人的目標，更大大突破了北京“十一五”規(guī)劃末常住人口1625萬人的控制目標。

二是流動人口總量估算已超過1000萬。北京快速增長的主要是流動人口“十一五”前四年流動人口增量逐年加大，共增加151.8萬人，年均增長37.9萬，占常住人口增加總量的69.9%。如果將駐京部隊、在社會上散居未登記的和短期從外地來京探親訪友、旅游觀光、就醫(yī)療養(yǎng)的流動人口估算在內，北京流動人口的總量已超過1000萬。

從登記就業(yè)情況看，北京流動人口登記為“已就業(yè)”的占57.4%，行業(yè)分布主要集中在建筑、制造、住宿餐飲、批發(fā)零售以及居民服務等行業(yè)。其中從事第三產業(yè)的有305萬人，占已就業(yè)總數的69.7%。

從居住分布看，流動人口在北京城市核心區(qū)已經處于飽和并相對穩(wěn)定的狀態(tài)，主要集中在城市功能拓展區(qū)和發(fā)展新區(qū)，這兩個功能區(qū)的流動人口占登記總數的88%，而且發(fā)展新區(qū)的流動人口逐年加速增長的趨勢明顯。

流動人口在京居住半年以上的有726.4萬人，占95.1%；居住時間超過五年的有123.2萬人，占16.1%；舉家遷移的比例逐年提高，達到41.2%。

三是戶籍人口快速增長?！侗本┏鞘锌傮w規(guī)劃(2004年-2020年)》提出2020年北京戶籍人口控制目標為1350萬人。2009年底，北京戶籍人口為1246萬人。近年首都戶籍人口快速增長，平均每年增長約16萬人。如果繼續(xù)按這個速度增長，預計到2016年將達到2020年的戶籍人口控制目標。

四是加速增長的趨勢十分明顯“十一五”前四年，北京年均增長54.3萬人，比“十五”期間年均多增近20萬人，加速增長的趨勢十分明顯，特別是前兩年每年增加超過60萬人。如果不進一步加大調控力度，2015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勢必達到2300萬人，2020年勢必突破2500萬人。

超過資源承載極限？

“專家分析，單就解決垃圾填埋問題，從2011年到2020年，北京將需要3200畝土地?！?/p>

目前的人口規(guī)模已經接近甚至超過北京環(huán)境資源的承載極限，致使水、電、氣、熱、煤的供應常年緊張，特別是水資源短缺已經到了十分嚴重的程度，糧、油、蛋、菜、奶等生活必需品絕大部分靠從外埠調入，穩(wěn)定保障供給的難度很大。

首先，目前的人口增長與有限的資源、環(huán)境承載力之間矛盾尖銳。資源供給增量有限給北京市城市運轉帶來很大風險和不確定性。以水資源為例，北京市年均可利用水資源僅為26億立方米，實際年均用水約36億立方米，超出部分靠消耗水庫庫容、超采地下水以及應急水源常態(tài)化維持，僅2000年至2007年全市就累計超采地下水56億立方米。由于人口快速增長，生活用水已占用水總量的44%，如果人口持續(xù)膨脹，南水北調的水量將被快速增長的人口所吞噬。由于南水北調工程因工程進度問題給北京供水的時間從2010年推遲到2014年，加上北京連續(xù)12年干旱導致可利用水資源量大幅衰減，以及隨著城市規(guī)模和人口規(guī)模增長加速帶來的用水剛性需求，北京的供水安全已受到嚴重威脅。

其次，基本公共服務與社會管理的壓力空前。北京道路擁堵日益嚴重、公共交通不堪重負；生活垃圾處理困難。在義務教育、醫(yī)療、住房、社會保障、計劃生育、就業(yè)服務諸多方面，對流動人口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滯后，帶來許多社會矛盾。

以垃圾處理為例，人口快速膨脹使生活垃圾大增。2009年，全市生活垃圾產生量669萬噸，日產生量1.83萬噸，但全市垃圾處理能力僅1.27萬噸/日，缺口較大。北京目前的垃圾處理結構不盡合理，主要以填埋為主，焚燒和生化處理比例很低。按照現在垃圾產生量和填埋速度，全市大部分垃圾填埋場將在4-5年內填滿封場，由于垃圾焚燒設施建設緩慢，北京目前深陷“垃圾圍城”窘境。專家分析，單就解決垃圾填埋問題，從2011年到2020年，北京將需要3200畝土地。

外地人購房需求旺盛成為助推北京房價猛漲的重要因素之一。據統計，2005年-2009年全市成交商品住宅中，外埠個人購買的26.6萬套，占32.3%。

流動人口子女在京入托入學加劇了北京的“入托難”“入學難”，北京的教育資源被大量占用。2008年在京接受義務教育的流動人口子女有41.8萬人，占北京學生總數的40%。部分區(qū)縣教育支出的一半用于流動人口的子女。

三是給社會穩(wěn)定帶來壓力。在一些流動人口聚居的地方，居住環(huán)境惡劣，安全缺乏保障，無照經營、“黑車”營運、制販假冒偽劣商品、非法行醫(yī)問題多發(fā)。北京流動人口登記狀態(tài)為已就業(yè)的只約57.4%，一部分流動人口因工作不穩(wěn)定、生活沒保障而成為潛在的不安定因素。

北京城鄉(xiāng)結合部流動人口聚居區(qū)治安隱患嚴重。2007年全市共打掉以地緣糾合的流動人口犯罪團伙870個，同比上升33%。全市流動人口涉案數由2001年的35314件增加到2008年的56098件，占全市案件的比重由71.4%上升到89.5%。

流動人口增長最快

“北京人口規(guī)劃與管理的對象應從戶籍人口為主轉為以常住人口為主，調控管理手段也需要從以行政手段為主轉為行政、經濟、法律、社會等手段綜合運用?！?/p>

以戶籍人口為例，中央、軍隊和北京市三大系統進京戶口審批機制缺乏制約。單位、部門之間彼此獨立，進京準入條件不統一，且進京戶口均自行決定，造成審批進京人數規(guī)模較大，造成戶籍人口規(guī)模調控困難。

相關調研報告分析，北京人口規(guī)?？焖倥蛎浻猩羁痰慕洕⑸鐣?。首先是我國正處于城市化、工業(yè)化加速發(fā)展的歷史時期，大量農村人口涌向北京這樣的大城市是大勢所趨；其次，由于經濟快速發(fā)展，提供了大量就業(yè)崗位，本地新增勞動力無法滿足需求，流動人口來京就業(yè)也是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必然；再次，北京集中了全國優(yōu)質的經濟、教育、醫(yī)療、文化、行政資源，就像一條巨大的吸水龍把全國各地各種需求的人吸引過來。

此外，相關人士表示，北京人口快速增長還有一些自身的深層原因。比如認識問題。北京市人大常委會的相關人士透露，從他們調查的情況看，“對于首都人口規(guī)模調控這一全局性、根本性的問題，各級領導認識并不完全一致。一些部門和地方沒有將調控人口規(guī)模擺上重要位置，處于目標游移不明，政策導向不一，甚至放任自流、無所作為的狀況?！?/p>

其次是協調問題。相關專家表示，以戶籍人口為例，中央、軍隊和北京市三大系統進京戶口審批機制缺乏制約。單位、部門之間彼此獨立，進京準入條件不統一，且進京戶口均自行決定，造成審批進京人數規(guī)模較大，造成戶籍人口規(guī)模調控困難。

此外，調控方法也存在一些局限。專門研究人口問題的北京市政協委員、北京大學教授陸杰華表示，北京調控人口最難的是對增長最快的流動人口缺乏調控手段。北京人口規(guī)劃與管理的對象應從戶籍人口為主轉為以常住人口為主，調控管理手段也需要從以行政手段為主轉為行政、經濟、法律、社會等手段綜合運用，提高調控的能力。

直面難題，指標調控

“居住證如果與就業(yè)、住房、社會保障、養(yǎng)老、戶籍、教育、醫(yī)療、計劃生育等政策結合起來，就會具有調控管理流動人口總量的實際功能?！?/p>

專家分析，北京對進京指標的控制無疑會進一步收緊，不排除指標在一個時期逐年遞減，外地戶口進京的難度只會越來越大。這一點已得到北京有關部門初步證實。

在北京市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和北京市“十二五”規(guī)劃綱要中，均旗幟鮮明地提出對人口進行總量控制，并提出了基本原則和思路。

相關人士透露，這次調控既針對戶籍人口也針對流動人口，既強調總量控制也強調優(yōu)化結構“直面難題，力求實效”。

一是實行戶籍指標調控“以指標管人”。北京市明確提出“堅持總量控制、優(yōu)化結構，在嚴格執(zhí)行準入政策同時，實行戶籍指標調控。合理配置進京戶籍指標，優(yōu)先解決好符合首都發(fā)展需要的專業(yè)管理和技術人才的落戶需求?！?/p>

如何確定“指標”，這些指標又如何“合理配置”并確保不被各個系統突破，“優(yōu)先解決”的具體對象如何界定，這些目前還沒有答案。但專家分析，北京對進京指標的控制無疑會進一步收緊，不排除指標在一個時期逐年遞減，外地戶口進京的難度只會越來越大。這一點已得到北京有關部門初步證實。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副局長張祖德透露，今年對戶籍進京不會出臺具體的數量控制指標，“不過人數上會延續(xù)逐年降低的趨勢”，將著重提升引進質量。

二是研究實施居住證制度“以證管人”。北京過去對流動人口的調控缺乏有效手段，準確統計流動人口也很難。這次明確提出，以居住證為載體，按照“來有登記、走有核銷”的基本要求對流動人口進行實時動態(tài)監(jiān)控。

居住證制度究竟如何設計，與暫住證區(qū)別何在，對獲得居住證是否設立“門檻”(比如在京常住多少年)，對居住證發(fā)放是否像車牌一樣實施總量控制，拿到居住證可享受哪些權利和需要承擔什么義務，拿不到居住證的流動人口如何在北京生存(比如是否不能租房買房、不能就業(yè))，相信北京的流動人口都期待盡快揭曉謎底。

篇10

改革開放之后，人口流動逐漸頻繁，近年來，規(guī)模越來越大，有逐漸擴散的趨勢。2000年，流動人口數量為10229萬人，2014年就已達到25300萬人，年均增速達到9.8%，可以看出，我國流?尤絲謔?量日益擴大，一方面可以加快城鎮(zhèn)化進程，一方面可以減少剩余勞動力。

二、 文獻綜述

西方國家對流動人口的研究最早始于19世紀后期，影響力最大的是英國的學者E.G.Ravenstein（1885），提出了人口遷移七大定律；20世紀后，Herberle（1938）首次提出了“推―拉”理論概念，并被廣泛接受，成為當時分析人口遷移的最佳理論基礎；早期隨著流動人口規(guī)模的不斷增加，引起了國內相關學者的關注，在借鑒國外學者研究的基礎上對我國流動人口進行分析，但主要是定性分析。隨著我國政府的注重，開始轉向定量研究，劉濤等（2015）利用第五次與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分縣數據分析發(fā)現流動人口向內陸地區(qū)的省會等特大城市集中趨勢明顯，且分布重心出現了明顯的北移。勞昕等（2015）利用人口普查數據對流動人口在地級層面的空間分布格局進行探討，發(fā)現人口流動的主要方向仍然是從中西部地區(qū)向東部沿海地區(qū)。

三、 實證研究

從普查的角度看，流動人口的定義分為廣義與狹義之分，一般是指在一定時期內常住地與其戶口登記地不一致的人，所以衡量流動人口涉及到空間及其持續(xù)的時間?？臻g主要指其距離，時間指在常住地居住的時間。本文采用第五次與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對于流動人口的概念界定。

解釋變量為“流動人口”，由于沒有直接的數據可以運用，所以要對其進行測算。經查閱資料，關于流動人口的測算方法主要包括以下三種。

一是直接利用人口普查資料上的遷移人口數據代替流動人口數據，由于普查不是每年都進行，故而這種方式無法獲取每年的遷移人口數據。二是利用國家計生委公布的流動人口動態(tài)監(jiān)測數據。這種測算方式最為直接，但是數據不易獲取，因為動態(tài)監(jiān)測數據并不對外公開。三是利用統計年鑒計算流動人口的具體數據。這種處理方法已被國內許多學者使用，例如鮑常勇（2007）、田明（2013）以及李拓等（2015），其中李拓等測算的是人口流動速率，其他幾位學者測算的流動人口規(guī)模。測算流動人口規(guī)模時，主要是利用常住人口總數與戶籍人口總數進行測算。這種獲取流動人口數據的方法最為簡單，但與真實情況相比，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

三種流動人口數據的獲取方式各有優(yōu)勢與缺點，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取性以及處理方式的準確性，本文將采用第三種處理方法，利用本年末常住人口總數減去本年末戶籍人口總數之間的差值來表示該地區(qū)的流動人口規(guī)模。以2004-2014年為研究區(qū)間，查找年鑒發(fā)現，《中國區(qū)域統計年鑒》中關于常住人口數據的統計僅有2010-2013年共4年的數據記錄，其余年份統計的是“年底總人口數”。而且在核對的過程中發(fā)現，例如天津，其年末總人口數與城市統計年鑒中的戶籍人口總數相差較大。綜合考慮后，本文在借鑒何鑫（2016）對于流動人口數據的測算方式上，提出本文的測算方法，即按照兩個步驟對流動人口指標進行測算。

首先，2006年以后國家統計局要求各地城市人均GDP必須通過常住人口進行計算，故2007-2014年的35個大中城市常住人口數據通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GDP數據與人均GDP的比值獲得。通過與2010-2014年《中國區(qū)域統計年鑒》中有35個大中城市的常住人口數比較可知，計算出來的常住人口數據與統計的常住人口數據是基本一致的。

流動人口數（2007-2014）=（城市GDP/人均GDP）―年底戶籍人口數

其次，在2004-2006年間，由于人均GDP的統計口徑不一致，本文將通過測算2007-2010年的各城市常住人口年均增速后，以2007年各城市的常住人口數為基數進行推算，最后表明與各城市統計年鑒中關于常住人口數相比，測算出來的數據與實際數據相差較小，可以使用。

流動人口數（2004-2006）=2007年常住人口數/（1+年均增速） ―年底戶籍人口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