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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xiàn)代文學史上，文化保守是一種思潮，學衡派將文化保守主義貫穿于其創(chuàng)作活動中，同時這種認知態(tài)度和文學創(chuàng)作態(tài)度也是其在民族大義上的反映。

一、對“學衡派”的誤讀

由于受主流價值意識形態(tài)“激進———保守”二元對立思維觀的影響，對于“學衡派”的歷史價值作出了與其不相符的評價。學衡派一直被視為開歷史倒車的“復古派”。而實際上，學衡派與林紓等守舊人物有著重要的不同。李怡就指出“要在‘學衡派’和二十世紀初出現(xiàn)的其他幾大新文學‘逆流’之間劃出界線其實并不困難?！薄笆紫龋c康有為、林紓、章炳麟不同，‘學衡派’中的主要成員都接受過最具有時代特征的新學教育……其次，與孔教會和“甲寅派”相比，“學衡派”顯然缺少那種令人窒息的政治欲望和政治色彩……第三，全面審視《學衡》言論之后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學衡派’諸人對于五四新文學的態(tài)度其實要比我們想象的復雜?！弊詈筇岢觥啊畬W衡派’與其說是同各類國粹主義、同‘甲寅派’沆瀣一氣，還不如說與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倡導者們有更多的對話的可能?！薄皩W衡派”從1922年《學衡》創(chuàng)刊起，一直被視為新文化運動與馬克思主義的敵人，直到80年代末才得以“平反”，并日益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在“學衡派”的反對者中以魯迅的《估<學衡>》影響最大，由于魯迅在建國后的巨大影響，所以在后來的文學史編寫中都延續(xù)了這條思想評判，“《中國新文學大系》作為對五四新文學的經(jīng)典性總結(jié)，對以后影響很大。鄭振鐸在導言中把學衡派和林紓、章世釗并稱為復古派,以胡先骕、梅光迪為代表。以后的文學史幾乎都延續(xù)了這些觀點,而且研究者們多以《大系》收入的幾篇論文作為原始資料,根本不屑于看《學衡》的原文,因此在觀點上也就難有突破。”從“”期間到80年代初的文學史都強化學衡派的“反動”政治立場，認為他們“集中力量攻擊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是“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在文化上的代言人”，這種批評的態(tài)度在左傾的大背景下更加被強化，當然這也與中國近代以來的文化激進主義分不開，所以“學衡派”的歷史價值一直被忽視，直到80年代，它才又隨著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復興”而重新被我們認識，“學衡派之所以在80年代末開始受到關注，既與近年來興起的保守主義思潮有關，又是當代研究者反思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結(jié)果。學衡派對文化改革的穩(wěn)健態(tài)度、對世界文化共通性的思考和堅持都得到肯定。”

二“、學衡派”的文化觀以及文學觀

我們可以看出“學衡派”的文化觀是以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為思想理論體系的主要來源，以“打通中西、融貫古今”的態(tài)度來建構(gòu)自己的文化觀和文學觀，并進而對于新文化主義者的激烈反傳統(tǒng)提出不同的聲音。“學衡派堅持以文化為體，以文學為用的基本立場，它并非純文學團體，其文學觀是作為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有機組成部分呈現(xiàn)的?！钡瞧渑c激進主義并不是完全彼此不相容的，在思想深處，仍有共通的地方。正如余英時指出的“相對于任何文化傳統(tǒng)而言，在比較正常的狀態(tài)下，‘保守’和‘激進’都是在緊張之中保持一種動態(tài)的平衡?！焙m等人宣稱“白話文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比用之利器。”并且試圖借助政治力量來達到學術目的的做法,易峻批評胡適“學術上運動之不足,更是假政治權(quán)力來實行專制。”針對性文化倡導者的文學新舊對立觀念，吳芳吉認為“真正之文學乃存在于新舊之外，以新舊之見論文學者，非妄即訛也”。其實“學衡派”是不贊成新文學倡導者的語言革新主張，但是他們并不是反對白話文，梅光迪曾經(jīng)提出“文學革命四大綱”：“一曰擯去通用陳言腐語……二曰復用古字以增加字數(shù)……三曰添入新名詞……四曰選擇白話中有來源有意義有美術之價值之一部分以加入文學?！逼鋵崱皩W衡派”的很多對于語言文字觀點也值得思考，“文學之體制，乃由多年之習慣，全國人之行用，逐漸積累發(fā)達而成。文字之變遷，率由自然……文章之格調(diào)可變且易變，然文字之體制不可變，亦不能強變也?！逼浯问菍χ形魑幕膬r值取向，學衡派不贊同新文學倡導者將文學以“新”和“舊”區(qū)別對待。在“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展之初，新文學倡導者以“重新估量一切價值”作為自己的行動口號，由此，新文學倡導者提出了“棄舊圖新”、“破舊立新”的文化主張，試圖以“新文學”來代替“舊文學”，并以西方現(xiàn)代文明標準來改革中國傳統(tǒng)文化。吳宓認為東西文化并“無東西之界限，但別真?zhèn)巍?。學衡派諸人認為無論是東方文化還是西方文化，無論是新興文化還是舊有文化，只要它是能夠“篇時救弊”的真文化，就可以大膽地引進，并且為我國所用。

總而言之，學衡派諸人在堅持發(fā)揚傳統(tǒng)文化的同時并不反對新文學倡導者引進西方新學的做法，只是在引進西方文化時，學衡派的態(tài)度是非常謹慎的，梅光迪在《現(xiàn)今西洋人文主義》中認為介紹西洋文化必須要符合下幾個標準:

(一)所介紹者，必其本體有正當之價值。

(二)中國也有自己的“歷史民性”，所以他認為在引進西方文化時必須考慮到“與吾國固有文化之精神，不相背馳”，“當以適用于吾國為斷”。也只有符合以上兩條標準的西方文化，才能夠“超越東西界限，而含有普遍永久之性質(zhì)。”其實如果我們仔細分析“學衡派”的思想主張，不要放大其與新文化運動者的差異性，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學衡派并不反對新文化運動的，他們所希望的是“真正新文化之得以發(fā)生”。學衡派與新文學運動倡導者們在文化傾向上是相近的，即雙方都在思考著中國傳統(tǒng)文學和文化未來的發(fā)展方向，他們都認為只有尋求建立“新文化”。

三“、學衡派”的歷史地位及影響

“近十年學術界的研究已經(jīng)表明，五四實際是一個多元的、各種現(xiàn)代思潮互相沖突的啟蒙運動?！彼晕覀冊诔姓J的主流是激進主義的前提下，我們應該也對保守主義給與足夠的重視和重新理解。有人從對待傳統(tǒng)文化的姿態(tài)出發(fā)區(qū)別了“學衡派”和“五四新文化派”，很明顯，前者更多地表現(xiàn)出了對于傳統(tǒng)的肯定和頌揚，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卻對傳統(tǒng)提出了更多的批評。然而，這只是最表面的現(xiàn)象，像吳宓這樣的“學衡派”靈魂人物其實也對文學運動中的反傳統(tǒng)形成了較客觀的認識:“一國之文學枯燥平淡無生氣久之必來解放發(fā)揚之運動。其弊則流于粗獷散亂紊亂無歸，于此而整理收束之運動又不得不起?！?/p>

在此，我個人認為，首先，我們必須要承認“學衡派”是愛國的，他們的主張是將個人、團體文學創(chuàng)作與國家命運聯(lián)系在一起；其次將“學衡派”視為新文化運動的“補充者”是比較恰當?shù)?，我們固然不能低估新文化運動者打破封建思想的束縛，但是我們在今天應該冷靜反思“五四”的負面影響，在思考過程中，我們看到了“學衡派”通過中西、古今的視角來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價值進行評估，其對新文化運動的偏激之處的有力補充和糾偏。或許正如沈衛(wèi)威先生所說的“保守主義作為一種自覺地理論，是以三位一體———保守主義、自由主義、激進主義者三者不可分割的整體出現(xiàn)。”足見“學衡派”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以及文化史上的重要意義！